据当地人士介绍，大海集团对外担保企业共11家，担保余额24.67亿元。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巍|摄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胡巍 | 山东东营报道

编辑：陈惟杉

编审：张伟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2期）

自2018年年底开始，山东东营互保危机引发外界关注，源起多家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破产重整。

2019年3月，东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东辰集团”）、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胜通集团”）同时被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破产重整的申请。此前，已有山东天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大海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大海集团”）、山东金茂纺织化工集团（下称“金茂集团”）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破产重整。

外界普遍认为，它们均受累于互保危机。有分析认为，东营互保圈主要特点是多数企业从事地方炼油业务，且互保企业的实控人之间或为投资伙伴，或出生地相同，或企业注册于同一区，均存在一定关联，此亦是互保圈形成的缘由。

以大海集团为例，有传闻称，其对外担保企业共11家，担保余额24.67亿元。

大海集团是否受累于互保危机？其对外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何？破产重整进行到了哪一阶段？《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曾希望就这些问题采访大海集团，但截至发稿尚未得到答复。

4月中旬，记者走访东营市某些区县发现，互保在东营普遍存在，而互保危机似已成蔓延之势。互保链上一家企业破产，风险将沿着链条，传导至其他正常运营的企业。

东营某县半数企业受互保危机影响

联合信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东营地方炼油企业互保圈可分为核心互保圈和外围互保圈。其中：核心互保圈包括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万达控股”）、胜通集团、东辰集团、大海集团、东营方圆、海科化工、富海集团、金茂集团及垦利石化9家企业。

而在核心互保圈9家企业中，又可以细分为19个细分互保圈，仅以19个细分互保圈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为例，该圈累计对圈外提供担保（不包括圈内企业之间的互保）80.99亿元。

东营互保规模由此可见一斑，而牵涉其中的多家企业已陷入危机。

除前文所述东辰集团、胜通集团、大海集团等企业已进入破产重组程序外，此前网络上流传的一份由东营市垦利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文件显示，万达控股及其子公司对胜通集团及其子公司担保债务20%以内的部分承担清偿责任，剩余部分由政府协商解决，这份文件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19日。据媒体报道，有万达控股内部人士表示确有此事。不过记者在此次采访中对于此消息未获得官方确认。

这背后是山东东营活跃的民营经济，有统计显示，2017年，东营曾有18家民营企业同时入选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为当年山东省上榜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占全省近三分之一。因为倚靠胜利油田，这些民企多为石化、轮胎等上下游企业。

在这样一个民企聚集的工业强市，以互保形式从银行贷款的民营企业占多大比例？

东营某县受访的多名企业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该县，范围在70%到95%之间。但他们都认为，由于互保导致健康的企业陷入困境的情况，自2015年起就被明显感知，加之互保的链条效应，目前可能有半数企业受影响。

企业家自述：什么是互保危机中最可怕的事？

究竟什么是互保？

蒋文（化名）是东营一家遭遇了互保危机的企业的老总，他向记者解释说：“企业向银行贷款，可以采取抵押贷款的形式，但局限于抵押物（如土地、设备等）的价值，贷款额度通常较小，难以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如果有其他企业为它做担保，额度就会扩大，甚至超过抵押贷款额度的10倍以上。通过担保，民营企业的贷款难度大大下降，而一旦企业无法偿还贷款，为其作保的企业就要履行代偿义务。”

蒋文介绍了互保在理论上的三种主要形式：

一是AB互保型：A和B互相担保，企业通常会从多家银行贷款。

二是ABC互保圈型：A为B担保，B为C担保，C为A担保，形成一个闭合的链条圈。

三是ABC互保链型，A为B担保，B为C担保，但互保链没有形成闭合的链条圈。

“现实复杂得多，事实上可能不存在第三种形式，而第一和第二种形式也没有必然界限。”蒋文分析说，“链条上不一定只有A、B、C三环，C背后可能还有D、E、F等等，但B可能不知道F的存在，而F可能又为A做了担保。一家企业可担保多家企业，同时也可能有多家企业为其作保，环环相扣，错综复杂。当贷款涉及的企业达到3家或3家以上时，这种互保叫作联保。实际无论哪种形式，只要关联企业够多，链条最终都可能形成网状。”

“直接发生担保关系的企业往往互相了解，但对间接关联的企业就不一定了解，比如B可能不知道F的存在。但只要一环出现危机，危机就会沿链条传递；如果是网状，影响更会多维扩散，所以企业难以预测风险来自哪里。”蒋文解释说。

通常情况下，一家企业担保的企业出现问题，就要为其代偿银行欠款，但蒋文认为还有更可怕的事，“很多企业的确有代偿能力，可怕的是即使进行了代偿，银行对企业的信任度仍会下降，因此抽贷或压贷，很容易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

张翔（化名）是东营一家化工企业的老总，他的企业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互保困境。

“企业仍有很强的盈利能力，由于资金较为充沛，代偿对我们不致命。”张翔认为，“代偿金额如果只占现金流的三分之一，完全可以顶住压力，但如果超过三分之二，企业就会陷入困境。”和蒋文一样，他更担心银行抽贷。

据蒋文自述，其企业曾为关联企业代偿债务，也曾遭遇银行抽贷。“原先银行承诺还贷后会继续发放等额贷款，可还贷后，口头承诺的贷款没有批下来。此后企业再也没有能力偿还其他贷款，也就不存在抽贷或压贷的可能，资金链勉强维持。但严格从法律上讲，如果银行追究责任，我不得不还贷的话，资金链肯定就断了。”

而张翔则暗示记者，其与银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银行对其经营情况也很认可，“在很多企业陷入困境时，我们仍然具有偿还贷款的能力。如果银行对盈利良好的企业也抽贷，会导致更多企业陷入困境，最终能够还本付息的企业越来越少，受害的还是银行。”

尽管张翔比较乐观，但他也承认，企业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银行随时都可能抽贷，并且有正当理由。”

有受访的当地企业家认为，为了避免互保危机的扩大，各级地方政府、基层银行始终与当地企业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默契，但企业家不能掌握自己企业的命运，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就始终悬于头顶。

一家卷入互保危机的企业：

曾在33家银行贷款，为34家企业做担保，至少8家出了问题

轮胎产业是东营某县的支柱产业之一，该县开发区曾被评为“山东省橡胶轮胎产业示范园区”。据多位企业家介绍，该县轮胎产能约占全国四分之一。

“涉足轮胎产业的德瑞宝公司是当地第一家破产的规模以上企业，背负大约四五十亿元债务，破产发生在2014年年底前后，在当地震动不小。”一位当地企业家介绍说。

2015年年中，该县另一家从事轮胎生产的X公司担保的一家企业无法向银行偿还贷款，X公司正式卷入互保危机。

该县轮胎企业数量众多，加之资金密集的特点，遭遇互保危机的企业很多，而X公司卷入互保危机的过程，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互保的功过是非。

X公司成立于2002年，2004、2005年间开始向银行大笔借贷。“抵押贷款肯定有，但这种方式不可能借到足够的钱，主要还是依靠担保贷款，其作为初始资金为壮大企业立下汗马功劳。当时民营企业贷款不算困难，但也不算宽松，银行和企业都会认真做可行性研究等工作，以便确定贷款额度。”一家轮胎企业的财务负责人宗华（化名）介绍说。

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轮胎产业一度陷入短暂的低迷。“但随着2008年年底4万亿元刺激计划出台，2010年到2011年是该县轮胎产业快速扩张的时期。” 该县一家轮胎企业的高管齐颜说。

多位企业家均表示，当初资金充沛时，大量企业盲目扩大产能，但缺少政府或行业组织对产业发展的指引。轮胎产业就是其中的典型，由于其是当地的优势产业，不仅轮胎企业扩张迅速，部分其他行业的企业也进入这一领域。

宗华介绍，“据估计，2010年X公司背负的银行贷款约30亿元，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但随着政策放松，已经不是企业自己要借贷，而是银行找上门来放贷。对于银行工作人员，放贷也是一种业绩。”齐颜介绍，对于轮胎企业，提升竞争力的一种方式就是扩大生产、占领市场。“大家都在借贷时，企业也多会跟风。2010年后，X公司逐渐增加借贷规模，后来可能与企业实力不相匹配；2012年，轮胎行业已经产能过剩；再到2014年，X公司的盈利能力下降。”

“到2014年年底，X公司就无法从银行那里获得实质性的新增贷款，但此时企业还在正常经营。”宗华说，“但互保圈的问题已在该县陆续曝出，向X公司放贷的银行原本是33家，有5家嗅觉敏锐的银行率先退出了。”

据齐颜了解，X公司在2010年后新增贷款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发展其他产业，如房地产和海外投资等。“2015年，这些项目的资金链便断裂了，反倒是轮胎生产还能维持，X公司的重点又回归了老本行。”

“2016年3月、6月、9月，X公司分别为其担保的3家企业偿还贷款，加之为其他公司偿还债务，X公司为此多背负了约10亿元债务。X公司本身也没多余的钱，相当于银行贷给它约10亿元，用借来的这笔钱替别人还债。到目前为止，X公司总共欠银行的贷款达60亿元以上。”宗华透露说。让X公司真正陷入困境的，正是前述3家企业出现债务问题。“你担保的企业出了问题，银行对你的信任度也会下降。大约在2015年五六月间，银行开始抽贷。多的时候一个月内能抽走7000多万元，此后总共抽贷五六亿元。”宗华说。

对于从事资金密集型产业的X公司而言，资金链本就很紧张，抽贷给企业带来的打击很大。“只能减产，X公司在鼎盛时期有员工近4000人，最困难时仅有1000多人。2016年11月，X公司开始无力向银行偿还本金；2017年，轮胎生产的原材料天然胶价格疯涨；2018年6月，X公司停止支付利息。”齐颜介绍说。

齐颜还介绍说，X公司总共担保了34家企业，其中出问题的至少有8家。宗华则透露，除了开始时代偿3家企业的债务，X公司后来无力代偿更多债务，“剩下几家企业的还债压力虽然转移到了X公司，但并未兑现。”

银行人士：抽贷是理性选择

在东营的企业家们看来，在互保危机中，代偿之后被银行抽贷、压贷，这才是压垮企业的主要原因。

对此，某国有银行总行人士袁让（化名）认为，企业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说话。

“即使企业正常经营，一旦为其他企业代偿欠款，现金流肯定不会变得更好，从而影响增信。”袁让认为，此时银行的理性选择就是抽贷。“因为一家企业往往从几家银行贷款，即使A银行不抽贷，也没人保证B银行不抽贷，最终可能还是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所以A银行不如及早脱身，这就是‘囚徒困境’。当然，如果此时政府及时介入，协调几家银行都不抽贷，那问题就有可能解决。”

但在某省份地方银行人士曾诚（化名）看来，如果只涉及少数几家银行，政府有可能介入，但如果一家企业向二三十家银行借贷，政府很难协调。

“银行更多扮演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角色。企业出现问题时，不应指望银行发扬风格，帮助解决问题，企业盈利好的时候，也不会因此支付更多利息。”袁让说。

无论银行是否应当抽贷，其在互保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似乎都备受质疑。

曾诚认为，东营的互保现状可用“金融乱象”来形容。

曾诚介绍，在他所供职的银行，通过担保形式放贷给民营企业，贷款额度不可能达到千万元规模，“超过千万的贷款肯定需要抵押物”。他认为单家企业也不应该在二三十家银行贷款。“如果一家企业已从其他3家银行贷款，根据我们行的内部规定，就不会放贷给这家企业了。”他甚至认为出现如此大范围、大额度的担保贷款，很多银行都可能存在违规操作的情况。

据曾诚介绍，2012年前后，他所在的地区也一度出现互保危机，尽管资金规模远少于东营，但许多涉事的企业主纷纷跑路，还是给银行带来不少损失，甚至有市级银行行长被迫辞职。近年来，通过互保方式贷款已经不是主流，“我们银行的政策是逐渐压缩和退出担保贷款”。

袁让则认为通过互保方式贷款是一种创新，曾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但在实践中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出问题。

“如果仅仅是A、B两家企业互保，其实对于增信没有任何意义，除非特殊情况，银行也不会给两家企业同时放贷。但举个夸张的例子，A要贷款，背后有100家企业做担保，那银行就放心了，100家担保企业总有一家能代偿吧？但在实践中，担保不太可能是单向的，众多企业之间形成广泛的互保，这100家担保企业实际也都有贷款，所以一旦A还不上贷款，这100家企业也不宽松，就和一家企业做担保没什么区别。银行也很难摸清一家企业存在多少担保关系，更何况有些担保还是桌面下的协议。”袁让说。

破产后遗症：老板的无限责任和非法吸存嫌疑

“X公司可能已经上了政府制定的下一批破产企业名单。”东营当地不少企业家都认为，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每天都高悬于X公司之上。

“相比之下，R公司的老总反倒坦然了，因为剑已经落下。”张强（化名）感叹，他是一家上规模的轮胎企业的老总。在他看来，R公司在轮胎产业的业绩其实一直很好。“资产在东营某县轮胎企业中能排到前三位，品牌甚至是数一数二的。”

“新的投资人已经接管，R公司的老总失去了自己的企业。”张强介绍，R公司是政府主导进入破产程序的首批9家企业之一。

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之前，R公司所欠银行贷款约有20亿元，张强介绍说，“上规模的轮胎企业有的负债百亿，还有很多企业债务规模达七八十亿元”。

R公司互保关系也较简单，关联企业只有几家。“真正出问题的只有一家，发生在2015年。其实R公司的老总此前已经察觉到那家企业的问题，一度打算解除彼此的互保关系，但未能成功。如果解除互保关系，R公司要想维持在银行的贷款额度，就需要找到另一家互保企业，但其他企业也好不到哪里去。”张强说。

R公司仅仅为其代偿数千万元，但据张强介绍：“出现问题后不久，银行马上抽贷七八个亿。企业没有流动资金了，慢慢陷入困境。核心问题是抽贷，很多企业不如R公司，但只要资金链不断，至今仍能坚持下来。”

据张强介绍，R公司在2017年年底停止向银行支付利息，但“通过租赁厂房设备等，后来月收入能达到千万以上，而每月只需支付银行利息700多万元，所以完全有机会缓过来”。

张强说：“政府的破产名单在2017年就已制定，最初只有8家，R公司在2018年被增补进去。政府可能也有自己的考虑，R公司陷入困境，会连累与它互保的企业，为了不让‘病毒’蔓延，牺牲R公司或许是最佳选择。但严格来讲，即使R公司破产了，还可以追究为其作保的企业的责任，只是目前政府和银行都不希望局势恶化。”

“真正麻烦的是破产后遗症。”张强说，“不仅企业之间存在担保关系，企业老板个人也会为自己的企业提供担保。R公司老总夫妇就都为企业做了担保，相当于有限责任变成了无限责任，而且失去企业控制权的老总基本也不太可能偿清债务。现在东营不少企业家都无法乘坐高铁、飞机。”

据张强介绍，一些企业家甚至还可能面临刑事追责。“很多企业不仅向银行借款，还存在民间借贷，形式可能是企业内部集资，但管理未必很严，一些内部人员的集资款实际来自外部。一旦进入破产程序，问题就会暴露，企业老板很可能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虽然清偿债务时往往优先偿还这部分，但对于企业家总归是个威胁。”

企业家：对陷入互保危机的企业不应“一刀切”破产

“单就目前的企业运转状况来看，X公司仍然具备盈利能力。如果不是债务问题，仍然是一家健康的企业。”作为轮胎产业业内人士，齐颜并不希望看到X公司破产。

“互保圈出现问题后，前期有四五家企业倒闭。2018年，由当地政府主导，共有9家企业进入破产重整或清算程序。”但齐颜认为，“政府不插手或许更好，债务问题存在于企业和银行之间，可由他们直接协商解决。”

“X公司尚有造血能力，将来恢复元气，仍然可以向银行还本付息。目前从基层银行来看，它们也默认X公司运营状况尚可，这为企业和银行直接协商提供了可能。”齐颜说。

“一旦进入破产程序，会出现很多不良后果：首先，资产必定会贬值，银行更不可能完全收回贷款；其次，执行破产程序是有成本的，比如向资产管理人支付高额费用，还不如将这些资金用于生产；再次，如果引进新的经营团队，会把企业经营得更好吗？由资产管理公司接管企业，其经营能力、专业度都会被打问号。”齐颜认为，“破产重整不应搞‘一刀切’，对于运转正常的企业要区别对待。如果重整效果不理想，很可能导致‘二次破产’。”

“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和基层银行都没有挽救现状的执行力。”齐颜说，“很多基层银行愿意给企业机会，但没有权限，必须要山东分行甚至北京的总行批准，而上面却不太可能了解地方企业的经营情况。真正能指导出台解决方案的是央行和银保监会，他们需要了解互保圈实情。”

宗华则认为银行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很微妙。“虽然他们都不希望正常运营的企业破产，但体制上的束缚又会使他们做出一些导致企业破产的动作。”

“基层银行的压力来自上级行，他们扛不住时，就会向地方政府施加影响。让政府主导企业破产，即使收不回全部贷款，基层银行也能给上级行一个交代，推卸部分责任。而地方政府一方面想帮助企业，一方面又要考虑银行的诉求，所以才不得不插手企业破产事务。”宗华说。

“很多经营不如R公司的企业反而存活，比如当初连累了它的那家企业，至今没有进入破产程序。”张强也认为，政府可以有一些主导政策，但最好不要插手具体事务，“比如政府来定破产名单怎么列，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而非由市场决定，这样对公司不公平。”

但张强并不认为银行会对政府施加太多影响。“银行肯定最不愿意让企业破产，因为他们遭受的损失最大。”

记者几次联系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但被婉拒。

据介绍，R公司破产后资产严重贬值。“当初它的生产线可以说是业内最好的，折旧评估后就不值几个钱了，更不用说品牌等无形资产，基本流失殆尽。”张强不认为在收不回贷款的情况下，银行的责任人能够因R公司破产而逃脱干系。“反而是上级银监部门可能给县级政府下指标，因为对资产的不良率要有所控制，导致地方政府列出这样的破产名单。”

但在张翔看来，互保危机中也蕴藏着机遇。“这是一次重新洗牌的过程，淘汰了落后产能，也为企业升级转型造就了机会。一批企业破产重整，可能变更了实际控制人，但企业资产仍然留在当地，重新投入生产后仍可产生利润。”

2019年第12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