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11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1期）

罗伯特·莱特希泽，特朗普内阁的鹰派代表。有人形容他为“经济希特勒”或“狂热的经济侵略者”。他曾以美国贸易副代表的身份迫使日本签下了让日本人倍感耻辱的《广场协议》。当年在《广场协议》的谈判过程中，他把美国的关税贸易清单折成“飞机”扔给日本谈判代表；而当日本代表发言时，他却摆出一幅百无聊赖或不屑一顾的姿态，将自己身边的麦克风拆成零件把玩。

正是这个人，现在被特朗普请出来重操旧业，担任美国贸易代表。

如今，莱特希泽于2010年9月20日针对中国入世10年“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会议上的证词”，成为煽动美国朝野上下与中国打贸易战的理论支撑和思想基石。

这篇陈词滥调本不值一哂，但谎话重复千遍或会混淆视听，因此必须予以驳斥。

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经济周刊》特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以及本刊首席评论员钮文新撰文深度分析、系统驳斥莱特希泽的谬论，以正视听。

美国政策制定者犯了六个错误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黄奇帆

莱特希泽是美国贸易代表，也是特朗普内阁的鹰派代表。他成名在30多年前，参与了美日贸易战，是美国出名的强硬派。2010年，他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会议上，对中国在WTO中作用的评估，洋洋洒洒一万多字，一是骂遍了十几年来支持或赞成中国进入WTO的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等美国前总统以及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美国商业理事会主席罗伯特·卡普这样的经济泰斗；二是宣扬美国让中国进入WTO、给予最惠国待遇吃了大亏；三是主张采取强硬措施与中国打贸易战。这篇讲话既有七拼八凑的数字，又有强词夺理的逻辑，成了煽动美国朝野上下与中国打贸易战的理论支撑和思想基石。

驳斥莱特希泽的五个谬论

关于中国加入WTO，莱特希泽有五个观点：一是中国入世，美国吃亏论；二是中国没有兑现入世承诺；三是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四是中国的巨额外汇顺差造成了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五是中国买了大量美国国债，操纵了汇率。

这些观点把美国经济自身存在的问题，一股脑儿安在中国头上，既有赚了便宜还卖乖的油滑，又有农夫与蛇、恩将仇报之行径。深入分析，以正视听，十分必要。

第一，关于“中国入世，美国吃亏”论。

中国入世之后，中美双方互予最惠国待遇，互为重要贸易伙伴。2018年，双方货物贸易达6335亿美元，是1979年建交时的250多倍，是2001年入世时的7倍多；服务贸易达1250亿美元。中国和美国是互为重要的投资伙伴，2017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约6.8万家，实际投资超过830亿美元，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存量约670亿美元。

莱特希泽声称，由于中国入世，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在过去10多年几乎涨了4倍，美国吃亏了，并以贸易逆差为理由，挑起贸易摩擦。

先不说双方对赤字数额统计有异议，美国认为4000多亿美元，中国认为是3000多亿美元。只要仔细分析一下中美贸易赤字的结构和来源，就能理性判断：

（1）中美货物贸易，美国属价值链中高端，资本品、中间品居多；中国属中低端，以消费品和最终产品居多。（2）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60%是美国企业在华生产的产品返销美国。2007年，福布斯杂志报道说：“中美之间悬殊惊人的贸易赤字很大部分来自美国在华企业生产后运往美国出售的商品上。”（3）中国对美出口高科技产品被莱特希泽报告确认为“在计算机设备、器具和组件方面，对华贸易赤字已呈井喷之态，迅速增长的计算机和电子元件进口已超过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增长量的40%，让美国计算机电子行业减少62万份工作”。事实是，这些高科技产品大多是来料加工、代工组装的电子产品，进出口贸易值包含零部件、中间产品与国际转移价值。听着很多，实则营业收入和附加值很低。比如一台销售价为5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从美国等各国各地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成本为250美元，美国的品牌商企业在研发、品牌专利、售后维护等收入为110美元，各类物流销售成本为80美元，中国代工企业组装加工收入只有60美元，区区12%的代工附加收入，让美国跨国公司获取了丰富的中国制造业的比较利益，却要背负巨额贸易逆差之名，究竟谁吃亏，谁赚便宜？

分析美国贸易赤字问题，不能仅仅看货物贸易总量差额，片面研判中美经贸得失关系，还要从美国的经济结构、金融特征深入分析，才能搞清为什么美国不仅和中国，事实上和全世界各国几十年来都是贸易巨额逆差的原因。

（1）这是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的必然结果。美国国民净储蓄率只有1.8%，必须通过贸易赤字大量利用外国储蓄才能平衡。（2）这是中美产业比较优势互补的客观反映。（3）这是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生产布局变化的结果。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生产成本低、配置能力强、基础设施好等优势，来华组装产品、销往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地。（4）这是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管制出口的结果。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的产品多达10大类3000多种物品，由于冷战思维，让美国人自己关闭了增加对华出口的大门。（5）这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结果。一方面收铸币税，几美分成本的一张纸，要世界提供100美元的商品；另一方面，通过逆差不断派出美元，美国逆差背后有着极其深刻的利益考虑和国际货币根源。

第二，关于“中国违反入世承诺”问题。

一是关税方面。中国在入世前的关税总水平是15.3%，入世承诺到2010年降到10%以内。事实是中国在切实履行加入WTO承诺后，还主动单边降税，扩大市场开放。2010年中国货物关税承诺全部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到9.8%。但并未止步，而是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方式，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据WTO数据，2015年中国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率已降到4.4%，低于韩国、印度、印尼等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已接近美国的2.4%、欧洲的3%。在农产品和非农产品方面，已低于日本农产品和澳大利亚非农产品实际关税。2018年中国将汽车整车最惠国税率降至15%，零部件税率从25%降至6%。目前，中国关税总水平已进一步降为7.5%。

二是不断扩大开放。中国入市以来，开放了外资投资领域；开放了商业零售、物流运输、金融业、律师、会计、管理咨询等服务贸易领域；开放了东西南北中，在中西部内陆地区同步设立了保税区、新区、自贸试验区。

三是深化改革。按照WTO要求，推动了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公开化；推动了非公经济发展，非公经济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40%左右提升到2018年的60%以上；推动了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一大批国有集团、大型银行、金融机构进行了股份制改造，IPO上市。

四是健全了法律。全国人大批准了生态环保、劳动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一大批法规。

第三，关于“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问题。

众所周知，引进外资、扩大开放不仅会带来外国资本，也会带来产品、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这些都是根据市场契约、企业之间的合同产生的结果。在中外企业合作中，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强制要求外资转让技术的政策做法。中外企业都是基于自愿原则实施契约行为，双方从中获得各自实际利益。一般来说，外资企业技术收入有三种方式：一是一次性转让。按转让价结算或入股折价；二是销售产品中，包括技术收入；三是技术许可，收取许可费。这些都是国际贸易常规方法，莱特希泽把企业通过商业合同建立伙伴关系、转让技术、资源合作叫强制技术转让，荒谬透顶，完全是歪曲。

2009年以来，中国R&D（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每年达20%的增长，2018年达到2万亿元，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占GDP的2.13%。除了2600所高校、10万家研究所、600多万研究人员之外，中国研发投入中，企业占到77%。对此，美国前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拉里·萨墨斯曾评论说：“中国的技术进步来自哪里？来自那些从政府对基础科学巨额投入中受益的优秀企业家，来自推崇卓越、注重科学和技术的教育制度，主导地位就是这么产生的，不应抹杀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巨大努力和成效。”通过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等，中国短短十几年建立一套完备且高标准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完成了西方几十年、上百年才完成的路径。

第四，关于“中国顺差和外汇储备导致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问题。

莱特希泽在听证会报告说：“中国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1650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2.4万亿美元，很大程度归功于不断扩大的对美顺差。这些储备是如何导致2008年的经济危机的呢？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使其价格上涨，从而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低于应有水平。长期利率降低使得美国家庭消费水平提升，并扩大了储备和投资之间的差距。而且，因为外国储蓄主要通过政府或央行之手，流向美国国债之类的安全资产，私人投资者为了寻求高回报便转向别处，刺激了金融工程师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比如抵押债务，引发了次债。确实，贸易赤字显然在制造2008年破灭的金融泡沫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天下人尽皆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原因是2001年科技互联网危机后，当时股市一年里跌了50%以上，再加上“9·11”事件，美国政府一是降息（从6%降到1%），二是采取零按揭刺激房地产，三是将房地产次贷在资本市场1:20加杠杆搞CDS，最终导致泡沫崩盘。2007年，美国房地产总市值24.3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到173%；股市总市值达到了20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到135%。2008年危机后，美国股市缩水50%，剩下10万亿美元左右；房地产总市值缩水40%，从2008年的25万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15万亿美元。将这种危机归之于中国，亏他们想得出来。

第五，关于“中国外汇储备购买了1万多亿美元美国政府债券、操纵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莱特希泽在听证会报告说：“中国购买美国债券，并不是基于支持美国经济的无私帮助，那些购买行为是中国想要阻止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必然结果。中国领导人将利用出口来创造中国赖以维持稳定的必然。”

这个观点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谁都知道中国作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外国政府买主，对维系美元的信用、世界货币的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竟被曲解成为了人民币贬值，如此这般让人情何以堪，谁还会有投资美国国债的热情。

事实上，由于美国经济的结构、体制，美国必须保持较大的逆差，向全世界输送美元，为此，美国不断降低本国制造业比重（只占国民经济的15%），以确保美国不断增加进口，输出美元；美国必须确保较大的国债发行能力，以确保政府收入维系美国的社会保障和军事能力，这是美元霸权的条件。谁都知道，美国需要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国债拥有较大的热情，这是美国国债得以发行的重要保障条件。美国国债的发行过程也就是美联储美元货币发行的过程，这个过程除了美联储购买国债之外，亟需外国投资者购买。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到底谁是真正获利者？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有过一番评论，大概意思是说：“当今世界有个奇特的怪圈，发展中国家辛辛苦苦给发达国家打工，好不容易收入了美元，又将这些美元低利息地、上万亿地借给发达国家，买了发达国家的国债，而发达国家又将这些低息外汇投资到发展中国家，赚取10%以上的高额回报。”这个论断被经济界称为斯蒂格利茨怪圈。可见，谁是谁非，大家心知肚明。

通过以上五论，可以看到美国声称的中国是美国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是美国至今为止最大的贸易问题等论断完全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蛮不讲理、倒打一靶的行径。入世以来，包括美国等国家的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大幅度增长，原因在于中国有好的基础设施、好的开发区、好的且低成本的劳动力素质、好的营商环境、好的要素供应，包括能源、水电气等，最重要的是有上中下游产业链配套。明明是好的进步，怎么变成问题和根源？须知这中间没有任何人能强迫老板投资，只有利润可观、法治清明，才能让跨国公司蜂拥而来。

美国政策制定者犯了六个错误

一是他们没有反思一个基本事实。当年中国入世，美国没改变任何政策，没降低任何关税，没修改任何贸易法，美国进口限制或出口管制也没有特别取消，因为美国市场本来就对中国开放进口。什么都没做，也就没有吃任何亏。美国只是维持入世前已用于中国的市场准入政策。所以，中国入世，美国没损失。而中国降低了关税，开放了电信业、金融业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投资，按低得多的关税在中国销售美国汽车等等，美国企业受益良多。

二是他们没有预见到最近十几年中美经贸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两国互利合作的结果。如果单单一方受益，一方吃亏，不可能取得这种成果。

三是他们没有考虑中国入世后以开放倒逼市场化改革，改善了的营商环境得到了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全世界企业的青睐，中国劳动力、要素供给的比较优势，使美国在内的外国企业取得了丰厚的回报，外资投资也由此大幅增加了200%。

四是他们没明白的是从1980年以来的30多年，国际贸易出现了新格局，70%的贸易量是中间品贸易，包括中美两国制造业在内的全球制造业的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一体化，已经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无法采用重商主义时代关税或非关税壁垒来分割了。

五是他们没反思2008年次贷危机根本原因是美国经济脱实就虚，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杠杆过大、制造业比重过低，产业空心化，结构失衡，造成贫富差距加大，再就业问题突出。

六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当今世界以邻为壑地把自己的问题转嫁给别人，利用自己的强国地位、货币信用为所欲为，是行不通的。

历史证明，解决政府债务危机、经济泡沫的根本办法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靠实体经济发展，拉动税收增长；靠合理的产业结构获取经济收益，平衡国际收支；靠经济要素供给总量合理，减少赤字，约束透支，让政府债务与GDP比重平衡。

特朗普大搞贸易摩擦必将自食其果

特朗普高举加征关税的大棒、大搞贸易摩擦是损人不利己的政策，必将自食其果。

第一，特朗普声称对中国出口美国的50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美国政府将多收1000多亿美元关税，这些都是中国支付的，以此论点获取美国民众对他的支持。实际上，这些关税是由美国的进口商支付的，最终必然转嫁到美国企业和民众身上。

第二，出口美国货中相当部分是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后的出口货，加征关税，伤了美国自己的公司。

第三，中国反制报复，加征关税。美国出口中国的1500亿美元商品中，相当部分为芯片、半导体等，是美国在中国企业的供应链中的战略物资，加税会增加他们在华企业的成本。

第四，在贸易摩擦中，美国政府为了打击中国企业，采取高科技零部件断供措施，中国市场往往占了这些美国高科技企业20%～50%的份额，当你断供中国，首先引发的事实是丢掉了市场，造成这些美国企业业务巨额萎缩、亏损甚至破产倒闭。

第五，当今世界，每一个全球性商品生产都有上千家上中下游企业，构成了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贸易战扭曲了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要搬迁一个总装厂，牵一发而动全身，重新布局少则两年多则4年，必然造成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在这三四年里丧失了产业链把控、供应链纽带的管控能力，在国际企业跨国竞争中此消彼长，必将导致一批美国龙头企业就此没落。

围剿华为的科技战，美国失算

相比3G、4G，5G的重要性史无前例。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改变产业，除了家庭消费的高清视频、VR/AR等之外，5G未来主要是走向工业化应用，是今后10年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是国家科技战略的重要支点，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引擎。预计10年之后，在全球将形成上10万亿美元的产业链。

2G时代，中国全面落后；3G时代，中国开始露头；4G时代中国基本跟进，进入第一方阵，不再落后；5G时代，中国开始领先，从芯片、终端和基站到网络和应用，5G产业链较长。中国在华为领头羊的带动下，在标准化、产业链布局和推进等方面起主导作用。

在4G领域还是全面领先的美国，在5G时代出现了问题：一是5G通信设备缺少供应商。欧洲有诺基亚、爱立信；中国有华为、中兴通讯；美国为零。二是波段问题。由于中低频率的波段被美国军方占用，在美国原来不许民用中低频率的波段。这些年美国民用通信领域只能使用高波段即毫米波段，所有商业开发者都集中在高频率波段，由于低频率波段的电波波长更长，传输距离更远，所需基站数量少、成本低、穿透能力强、覆盖范围广，而在高频率波段，电波波长不长，连树叶和人体可能都穿不过，容易受到阻挡，所需基站数量多、成本高、穿透能力差、覆盖范围小。现在美国紧急转向，调整政策，开放低频率波段，但为时已晚，在新一代通信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中，美国已经OUT了，落伍了，被边缘化了。三是基站覆盖问题。目前，全球4G基站500多万个，中国占370多万个，美国仅有40万个左右，其余各国约100万个。由于基站覆盖数量不足，美国部分中小城市尤其是边远农村地区的4G通信质量较差。四是通信领域基础科研问题。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科研机构及其公司在通信领域全面领先世界，尤其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及其所属的贝尔实验室曾经20多年独领风骚，取得了多项诺贝尔科技奖。90年代以来，美国因反垄断理由肢解了AT&T和贝尔实验室，自那时起，美国通信领域的领先地位逐渐下降。

中国在5G领域一则有巨大的市场拉动，二则由于4G基站广泛覆盖为5G基站建设打下了基础，三则波段合适。5G问世，中国必然成为全球标准，赢家通吃，胜者为王。大家只能向领头羊看齐，这很可能会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通信领域的全球发展格局。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事。为此，美国以举国之力对华为进行了五大围剿：一是孟晚舟事件；二是以国家安全名义把华为列入限制性实体清单，禁销华为产品；三是高通、英特尔等产业链上游企业断供；四是谷歌对华为停供安卓操作系统，ARM芯片框架设计软件停止授权；五是把华为从IEEE、WIFI联盟除名。

然而，这一次美国政府失算了。华为作为通信领域全球的领头羊企业，在5G基站、终端、相关芯片和其他网络设备上处于领先位置，并自主研发了操作系统，具有足够的实力和智慧化危为机。一是率先开发了全球领先的5G基站；二是大批量生产销售了世界一流的手机终端；三是研制开发了基站芯片、服务器芯片、手机芯片、AI芯片、路由器芯片和5G基带芯片；四是开发了能同时覆盖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的鸿蒙操作系统，可替代Google的安卓操作系统；五是为防范供应链上部分产品断供、封锁，开发了相应的备胎技术。

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是应对美国贸易摩擦的制胜法宝

按中央要求，以不变应万变，抓好改革、开放、创新，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是应对美国贸易摩擦的制胜法宝。

美国政府贸易霸凌主义行为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根据美国国内法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

二是片面指责他国实施产业政策。

三是以国内法长臂管辖制裁他国。

四是将国内问题国际化，经贸问题政治化。

应对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中国有足够的回旋余地、足够的韧劲，有足够的不管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的定力。对贸易摩擦，我们不愿打也不怕打，美国要打奉陪到底。与此同时，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以不变应万变，无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中国都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

要认认真真抓好六方面工作：

一是对贸易摩擦的艰巨性、长期性要有足够的准备，要做最坏打算。这场贸易摩擦轻则影响GDP的1%～2%，重则影响5%～10%，不仅影响进出口，还会影响就业，影响投资，包括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会出现观望彷徨、减少当期投资。一些外资也会心存别意、撤资走人，要做好这方面的预判。还要防范贸易摩擦中，可能发生科技、汇率、金融等方面的摩擦，并警惕美国的长臂管辖、SDR特别指定国民名单、扣押美元资产、冻结结算系统等等。总之，要尽早应对，未雨绸缪，提出对等的有效阻断措施。

二是要把更多的增长动力转向国内需求上来，坚持“六稳”调控方针，做好因贸易摩擦而受影响的困难企业工作，落实减税降费措施，进一步采取措施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三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拥抱全球产业链，抓好创新驱动，补短板，抓好战略性基础创新、产业链核心环节的自主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四是要加速国内改革，加强完善知识产权和私有产权保护，加速市场化改革，消除各种市场垄断，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决定作用。

五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开放是中国的自主选择，决不会因为美国搞贸易摩擦而关闭大门。

六是要捍卫多边主义原则，维护现存国际秩序，履行WTO原则，全方位开放，加强国际友好，积极参与并推动WTO改革。在应对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同时，另辟蹊径，与日、韩、欧盟、东盟深入探讨FTA，并争取早日与他们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由此，美国的跨国公司也会奔向我们而来。毕竟，中国今后15年，会进口30万亿美元的商品，10万亿美元的服务贸易，中国又是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最齐全的国家，进口大国是世界强国，供应链的掌控是王中王。这样，贸易、产业、金融（进口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都活了，从而实现变被动为主动。

美元霸权使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寄生虫”

——莱特希泽为什么要装糊涂？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71岁的罗伯特·莱特希泽被特朗普挖出来担任美国贸易代表，这使之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商务部长罗斯、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一起，成为中美贸易谈判中的重要人物。

莱特希泽当然是非常聪明的人，但最大聪明莫过于他会“装糊涂”。也难怪，谁让莱特希泽是律师出身。他在2010年9月20日针对中国入世10年“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会议上的证词”（下称“证词”）正是在做“律师的本能之事”：无视全世界所有的正常判断而证明自己正确，而且把特朗普之前的4任美国总统及其精英集团全部列入批评范围，尤其针对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莱特希泽更是长篇大论、指名道姓地嘲讽，被嘲讽的还有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等等，莱特希泽一概推翻了他们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见地和成就。

从“证词”看，让莱特希泽最感不爽的是：美国当年同意让中国加入WTO，以及美国会批准与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他认为，推动这一进程的美国官员从总统到高参统统都是“白痴”，他们让美国经济和贸易吃了大亏，并加速了中国的崛起。当然，“证词”也表露了莱特希泽为此感到惶恐和不安，同时还显示出他对美国的经济实力非常缺乏自信。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惶恐和不安，“吃亏”在莱特希泽的眼中变得超乎寻常的巨大，以致其要求美国政府总结教训。这也是该份长篇报告的初衷。

按理说，莱特希泽有过金融机构的工作经历，他应当懂得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之后美国重建的美元霸权地位，不仅实际存在，而且成功地帮助美国“多吃多占”。但整个“证词”中莱特希泽对此避而不谈，通篇都在基于“肤浅数据”说贸易，偶尔还毫不掩饰地夹杂些“政治偏见”。

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寄生虫”

美国经济的特质就是“寄生”，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给出的结论。2011年8月1日，普京在特维尔参加一个青年论坛时说：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寄生虫”。他说，尽管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已经就提高美国国债上限达成一致，但这只是推迟了问题的解决。14万亿甚至更高的巨额国债说明美国在依靠举债维系生活，并把自己的部分负担转嫁到全球经济的头上。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世界经济和美元垄断地位过着“寄生虫”的生活。格林斯潘也曾告诉欧洲人：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只是在向全世界提供美元流动性。

如何理解普京和格林斯潘的这番言论？其实，他们共同揭示了“美国贸易逆差”的本质，其核心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由亨利·基辛格博士协助尼克松和里根两任美国总统相继建立起的“以石油为核心的全球资源贸易美元计价、结算体系”。

——正是这一体系，使得全世界其他国家在国际市场购买资源都必须支付美元，而各国为持续购买资源必须建立以美元为主体的外汇储备；

——正是这一体系，使得美国必须通过自身的贸易逆差向世界输出美元，这意味着美国根本用不着自己生产消费品，只需印钞就可以从全世界购买自己所需的一切商品；

——正是这一体系，使得各国进口结余的美元变成了美国国债的重要购买者，美国政府借取这些美元去维系政府开支；

——正是这一体系，使得美国建立全球性的强大军力，哪个国家胆敢冒犯这一体系，哪个国家就是美国的敌人，就会受到战争的威胁；

——正是这一体系，使得美国以新自由主义理论统领世界“真知”，以强大的舆论干预全球市场预期，并使美国金融财团既得利益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

——正是这一体系，使得以美元为核心、以美国金融利益为主导、以技术标准控制和全球性产业分工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成为美国全力推行的世界走向。

这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也是美元霸权建立起的核心逻辑。在这样一个逻辑之下，美国贸易逆差的实质是：美国通过印刷钞票无偿占有或寄生于它国人民的劳动成果，这是美元霸权给美国带来的巨额利益。2000年，正值美国依靠美元霸权玩世界于股掌之时，它们当然愿意和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而且依此构建中国国内的市场竞争机制，这样美国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用美元从中国换走一切它们想要的商品，而且物美价廉”。

按照逻辑，美中贸易逆差（或中美贸易顺差）本质是美国“用美元从中国无偿占有的商品货值”。如图1所示，从2001年到2010年的10年间，美国从中国无偿获得了累计11271亿美元的商品。如果把这也叫“吃亏”，那莱特希泽一定是在颠倒黑白。

除此之外，中国以外汇储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实际维系了美国政府的日常开支。2009年，当世界讨论美国是否有能力还债之时，格林斯潘曾不屑一顾地反问世界：谁说美国需要还债？而当时美国众多“专家”也出面证明：美国政府永远不会破产，美国国债不是问题。

看到吗？中国以大量的劳动、资源和环境代价生产的商品被美国人用美元买走，而中国以所得的美元再去购买美国国债，然后美国人说“国债根本无须偿还”，这不是无赖的言论？但谁又能奈何美国？其实，这正是美元霸权早已在地球上给定的经济现实，改变不了美元霸权，就改变不了这样的现实。

面对无赖言论，很多中国人不服，不仅认为这是中国吃了大亏，甚至主张中国应当大量抛售美国国债。但别急，要辩证地看：（一）当年的中国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所以必须要面对现实、接受现实，并从发展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机会；（二）美国能卖给中国的商品已经转移到中国或世界其它地方生产，而不能转移的也是不能出售给中国的商品，在此背景下，即便中国抛售美国国债拿回了对应的美元现金，中国又能用这些现金买些什么？美国对中国存在出口管制，同时在国际市场上四处给中国的资产收购搅局，这实际也是中美贸易失衡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更是中国只能购买美国国债的关键原因。

应当说，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十八大之后，中国开始逐步从被动走向主动，从代工逐步走向自主创新。但这些行动让美国“吃亏”了吗？当然没有，美国只是从中国得到了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如果非说美国吃亏，那莱特希泽愿不愿意让美国和中国“对换一下位置”？允许人民币在美国本土随意购买商品，而美元不能在中国购买商品，可不可以？如果不可以，那莱特希泽别再妄言了，美国政要当年不是鼓励中国重商主义，而是在极力推进美元霸权利益的最大化。

据说，莱特希泽的言论目前在美国、尤其在“当下的精英阶层”越来越有市场，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做法只能说明：美国的精英已经看到了他们“依靠美元霸权建立起的寄生生活”来日无多，尤其是2008年之后，全世界结束美元霸权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最先希望结束这一切的不是中国，而是欧元区所有成员国。实际上，2000年欧元的诞生，其最大的意义就是为了“对抗美元霸权”。在此背景下，一个多元货币主导的多极化世界必将成为大势所趋，这才是美国真正的担忧：担忧人民币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成为全球又一个重要的贸易结算货币。于是，美国急了，找不到其它理由就以美国“吃亏论”耍赖，这就是当下中美之间发生一切问题的真实历史背景。

我们坚信，现在美国试图联合昔日盟友一起攻击中国，而一旦遏制中国、削弱人民币成功，美国一定会反手收拾欧洲。特朗普访英期间，大肆鼓动英国“无协议脱欧”就是典型例证；与此同时，班农跑到欧洲去建立“支持民粹主义的基金会”，其目的无非就是搅乱和打散欧洲。这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当然是干掉欧元。

美元霸权才是美国劳动者的灾星

莱特希泽认为，中国抢走了美国的工作岗位。自2000年以来，美国失去了逾560万份制造业工作——几乎占到了美国经济中所有同类工作的三分之一。他举例说，美国迅速增长的计算机和电子元件进口，已经超过了2001年到2008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增长量的40%，而这一时期，美国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行业减少了62万份工作。

真实是这样吗？实际上，莱特希泽仅仅是把数字做了一个简单而浅层的对应，但导致这一“数字对应”的深层原因是：美国亲手建立的“以美元为核心、以美国金融利益为主导、以技术标准控制和全球性产业分工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其核心是美元霸权。而这样一个制度，完全是美国决策、美国主导、美国推行的，中国不过是被动的跟随者之一，所以莱特希泽的言论无非是在否定历史，否定事实。

应该说，“以美元为核心、以美国金融利益为主导、以技术标准控制和全球性产业分工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才是美国劳动者的真正灾星。为什么？因为在这一体系之下，美国企业会到全世界去寻求“最优性价比”，这也是大量美国企业把工厂搬到中国的关键原因。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政府不可能、也没能力把美国企业“绑到”中国来，美国的企业行为只是全球产业分工基础上的“正常转移”，是美国企业家为了更大的利益而自愿做出的选择。

所以，美国人民应当看清楚，美元霸权的确可以带给美国公众高福利，同时带给美国公众大额透支（发行货币）消费的权益，但同时也会带给美国公众失业或难觅高薪职位的痛苦。需要解释的是：美国公众严重的透支消费，实际是美元霸权赋予美国公众发行货币的权利，因为美国法律规定“父债无须子还”，所以美国公民去世后，无论信用卡上有多少欠账，它都将被一笔勾销；这笔坏账将通过政府福利机制转换为美国政府债务，而实际相当于“超发货币”，通过向全世界输出通胀加以消化。

正因如此，全球著名发展问题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休克疗法之父”杰弗里·萨克斯专门撰文指出：中国只是美国经济不平衡的“替罪羊”，中国的确在成本上存在优势，但我们不应该把这样正常的市场竞争现象归咎于中国，而应当对本国跨国公司不断飙升的企业利润征税，并利用这些收入帮助美国工薪阶层家庭，重建破败的基础设施，推广新的就业技能和投资尖端科技。

其实，莱特希泽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严重误判了西方企业将其业务转向中国并以此服务美国市场的动机。但我们认为，这不是“误判”，而是美国政府的刻意所为，因为这样做，美国实业和金融资本都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超额利益。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过程持续40年之后，已经变成“刚性的路径依赖”。证据是：过去15年，包括莱特希泽在内的一大批美国“精英”不断指责中国“通过压低人民币汇率以获得出口优势”，于是他们逼迫人民币升值，但图2可以清晰地说明，中美贸易失衡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根本无关——无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如何升值，中美贸易顺差都会不断扩大。

鉴于上述无可辩驳的事实，莱特希泽再把人民币汇率问题拿出来说事儿，是不是显得太“小儿科”了？从正常逻辑看，美元霸权和美国制造之间本身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但现在莱特希泽说“美国必须兼得”，这难道不是一种典型的无赖行为吗？莱特希泽为此在谈判桌上争辩难道不是痴人说梦吗？

美国非要把“悖论”放在谈判桌上讨论，为什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应当是：现在，中美之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贸易或科技的问题，而是美国背叛自己制定的国际经济规则，同时不顾美国民众的现实利益而存心掀翻桌子、搞乱世界，然后在声东击西的过程中火中取栗，为美元构筑“第二支点”（详见《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3期《美国挑起贸易战背后的战略意图：为美元霸权构筑第二支点》一文）。为了这一重大的“战略利益”，美国哪怕是短期的“杀敌800自损1000”也在所不惜。

如果看透美国的“战略利益”，那莱特希泽所说的所谓“中国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执行不力，向非中国企业施压，迫使它们按照不利条件转让其技术或知识产权；违背对WTO的承诺，实施出口限制，利用投资规定保护中国产业；对中国关键原材料出口加大限制，更多地使用其独有的国家标准，阻碍它国高科技商品的销售；对高端服务的非中国供应商实施限制”等等这一系列指责，无非是些“拿不出证据的帽子”，其作用是引导美国劳动者反感中国，从而掩盖美国现行经济政策对美国劳动者利益的严重损害。

美国劳动者需要看清的事实是：过去40年，不是中国抢了你们的饭碗，而是美国政府和利益集团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把你们的饭碗变成了它们自己的利润；同样，不是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而是美国政府强迫中国采用反制措施，从而损害了美国农民的利益；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通过限制对华科技商品出口，压缩了美国商品的国际市场份额，进一步剥夺了美国人民的饭碗。莱特希泽把2008年的金融危机归咎于中美贸易失衡，但事实上，这是“以美元为核心、以美国金融利益为主导、以技术标准控制和全球性产业分工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它曾经带给发展中国家周而复始的金融危机，而2008年，也让美国尝到了苦果。

美国别在经济领域犯下“反人类罪”

——特朗普政府正在肆意摧毁人类在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一切经济规则，无视世界各国不断走向贫富两极分化的事实，无端指责WTO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应有待遇，甚至以此为由，试图废掉WTO之下的多边贸易体系；

——特朗普政府无视地球环境不断恶化事实，退出“东京议定书”，放任美国碳化物肆意排放；

——特朗普政府以国内法律规则取代国际公约，强行干预他国内政，阻止5G技术的全球应用，干扰全球经济走向智能化的脚步；

——特朗普政府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由，高筑技术壁垒，让本该属于全人类、造富全人类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变成只许美国独享的专利，而且不择手段地打压一切可能超越美国的技术进步；

——特朗普政府在世界所有和平地区激化国家矛盾，挑动民族仇视，开着航空母舰在他国水域横冲直撞，谁不听话，谁的家门口就可能随时被美国架上枪炮；

——特朗普政府因为自己从联合国议程中“得不到足够的、任其为所欲为”的票数，就肆意干预联合国表决，拖欠本该交付联合国的费用，让所有其他国家背负联合国办事效率降低的后果，而且一遇不满，立即退群，搞得许多国际组织狼狈不堪；

……

如此等等。特朗普政府是否意识到他到底在干什么？毫无疑问，凭借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粗暴的方式剥夺和践踏他国经济和政治自由，无视一切国际规则，将自己的利益无条件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这不就是“经济纳粹”行径？这不就是“反人类进步”的恶行？当然，世界还没有一部针对“反人类经济行为”的立法去约束个别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胡作非为，但那或许是因为人类尚未意识到或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共识，而一旦达成共识，美国的国家信用会不会一落千丈？

通读莱特希泽的这篇“证词”，可以明确感到莱特希泽对中国崛起的恐慌。他毫不掩饰地说：因为美国前政要和精英被民主和资本主义“势不可挡”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于是他们忽略了中国经济赖以超越我们的力量。莱特希泽所说的这种“力量”是什么？当然是“体制的力量”，他将其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

莱特希泽的判断大错。中国的社会制度从来都不是什么“国家资本主义”。反观美国，它才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不是，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会不顾一切地动用公共资源去救助那些即将破产的私人资本——企业和金融机构？

如何破解美国当前的困局？从美国国内法律中搬出一切可用的工具围剿中国、压制中国优势，这就是莱特希泽给出“药方”。典型例证是，莱特希泽主张美国重新拿起“301大棒”，而放弃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事实上，特朗普政府也的确这样做过，但效果却难以令其满意，因为利用“301等一系列法律条款”根本抓不到中国的“违法事实”，所以它根本无法满足特朗普政府所希望的效率和效力。于是，我们看到了特朗普的疯狂，他干脆无视一切国际规则和国内法条，直接喊出500亿美元、1000亿美元、2000亿美元甚至对全部52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问题是，这种“用推特替代国际规则和国内法律”的行为是否属于“反人类的非法行为”？这个问题，奉劝莱特希泽思考，而特朗普总统也需要思考，更重要的是，世界各国都需要认真思考。否则，今天针对中国的一切手段都将成为未来针对任何国家的工具，就像当年对付日本和德国的手段，今天同样会用于中国。不一样的是：当年针对日本和德国，美国还需要通过G5机制去实现，而今天的美国却完全踢开了G20，踢开了一切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一味地以粗野而蛮横的方式，逼迫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向美国“纳贡”。

特朗普真能达到目的？我们严重怀疑。美国总统和内阁高参似乎也该认真反思一下，美国对中国和世界大势的走向是否存在严重的误判？至少，中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而全世界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给出肯定答案。

责编：郭芳

编审：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