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王鹏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4期）

克兰普- 卡伦鲍尔（左）与默克尔。 （视觉中国）

随着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Dorothea Merkel）确认不再继续担任德国总理，全球媒体对她个人生涯的品评，已被有关“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政治经济走向与欧洲、全球化的未来的讨论与忧虑所取代。而2月15日在德国召开的第5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又再次将德国与默克尔推上国际媒体的风口浪尖。

2月9日，默克尔对媒体表示她将出席这一盛会，并在会上为维护、促进多边主义体制而积极发声。然而，一个政治发展方向尚不明朗、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社会“民粹化”加剧的“后默克尔德国”，还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继承她“维护欧洲团结”“促进多边主义”的衣钵吗？

“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政治

2018年3月14日，默克尔第四次当选德国总理，世人惊呼她将书写德国政治史的传奇。毕竟，自从2005年11月22日默克尔首次当选并正式成为德国第一位女性联邦总理以来，她的身份就已为她带来了无限光环——她既是1000年前神圣罗马帝国（Sacrum Romanorum Imperium nationis Germanicae）狄奥凡诺（Theophanu）女皇之后的第一位女性日耳曼领袖，又是两德统一后首位出身东德地区的联邦德国总理。而她10多年来在推进德国繁荣、促进欧洲团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令她足以彪炳当代德国史册。

然而，仅仅半年之后，也就是2018年10月29日，默克尔在基督教民主联盟新闻发布会上正式表示，她将不会在12月寻求连任基督教民主联盟党魁。此外，任期结束后，她也不会在2021年再次寻求担任总理一职。

2018年12月7日，在汉堡召开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全国党代会上，默克尔最后一次以党魁身份发表演讲。同时，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被选举出来，接替默克尔担任基民盟主席一职。她会成为默克尔之后的下一任德国（女）总理吗？

鉴于基民盟是德国联邦议院第一大党的现状，新任党主席有较大可能成为未来的总理。

就在胜选次日，新主席克兰普-卡伦鲍尔发表讲话，呼吁加强党内团结，尤其希望得到全体党员的信任和支持。对此，有媒体认为，克兰普-卡伦鲍尔之所以急于强调“团结”，主要是因为在此次胜选中，她的领先优势确实比较微弱。而这恰恰反映出当下基民盟内部的某种分裂趋势。

总体来说，第一大党内的权力交接还算顺畅，德国政局已经开始明朗化。当下，舆论场的关注点聚焦于克兰普-卡伦鲍尔上台后，会在多大程度上修订前任的主张；她的政策又将给德国、欧洲乃至世界带来哪些新变化？

对此，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默规克随”，毕竟在她的政治生涯中，默克尔的栽培功不可没。

1962年8月，克兰普-卡伦鲍尔出生于德国西南部边境的一个小城。早年的她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政治天赋或野心，但一系列的因缘巧合、风云际会把她一步步推向政坛。2000年，克兰普-卡伦鲍尔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在州政府担任内政部长的女性。直到2011年，克兰普-卡伦鲍尔顺利接班，成为萨尔州的州长。在任上，她表现出杰出的组织能力和竞选实操能力，通过一次精心准备的州议会提前选举，进而打破了旧有的“基民盟—自由民主党—绿党”三党执政联盟，取得全胜。

这一大胜，让她成为默克尔眼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默克尔不仅打消了此前对她的种种顾虑，反而刮目相看，并下定决心着力培养。而德国媒体也普遍认为，两人的执政风格颇为相似，都以低调务实而著称，这甚至为克兰普-卡伦鲍尔赢得了“小默克尔”的称号。因此，目前大多数预判都认为，她的走马上任，至少在默克尔任期之内，将在大概率上延续此前默克尔的重大战略决策和主要内外政策。而在默克尔任期彻底结束后，颠覆式的改革——类似特朗普那种“逢奥必反”的极端做法也不大可能出现。

“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经济

相对于政治方面的稳定预期，经济方面，德国当下的情形恐怕就不那么乐观了。

今年2月7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价格、季节和工作日等因素影响，德国工业产出的表现远远低于市场预期：2018年12月份环比下跌0.4%——这已经是连续第四个月下跌了。

对此，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发表声明，他们承认今年初德国工业产出表现将继续疲软；各项指标暗示未来几个月出口表现低迷，但建筑热潮可能会继续，民间消费将保持强劲。德国经济部门认为，造成德国出口表现低迷的主要原因是工业订单的减少和市场信心低迷。不过，他们又坚持认为，德国强劲的国内驱动因素和财政刺激举措，将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经济状况的回升。

显然，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里，德国的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甚至有评论认为是“与衰退擦肩而过”。而且种种数据似乎都在暗示，德国引以为豪的出口将在一段时期内保持持续低迷。2018年，德国经济全年的增长率仅为1.5%，已经是5年来的最低水平。有关机构预测，德国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放缓至1%。如果按照这样的速率计算，到2023年，德国联邦政府或将面临约250亿欧元的预算缺口。

德国媒体与国际媒体对该趋势的认知似乎也不尽相同。德国人倾向于认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蠢政”所引发的全球经济降温，导致德国许多传统上以出口为重点的大型企业遭受重创。与此同时，英国艰难脱欧，尤其是无法排除的“无协议脱欧”这一重大风险，也对德国企业和整个市场预期带来打击。德国金融机构的调查显示，英国退欧方式的不确定性给德国企业界的信心带来较大压力，以至于2019年1月德国的“企业信心指数”连续第五个月下降。

与此同时，有国际媒体认为，造成上述经济放缓趋势的原因在德国自身。因为德国政府过于担心外国公司或政府对其工业技术、创新设计、研发机构的注资、收购等行为，会侵蚀其赖以积聚财富的基础——德国创造与德国制造，因而在对待外资并购、技术转让等经济事务上采取了过于保守的做法。譬如，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就曾多次对媒体表示，德国政府将收购一些国内关键企业的股份，以防止它们被外资收购。他尤其强调，这么做都是为了维护德国的技术优势和经济繁荣，因此非常必要。

然而，也有评论针锋相对地认为，上述做法不仅无助于维护德国的科技优势，反而因为其经济上的低效率而侵蚀了德国企业的财富基础，从而反过来阻碍德国创新。有市场人士推测，鉴于德国经济增长停滞，欧洲央行很可能会推迟其“政策正常化”计划，同时提供额外刺激。上述种种情况都为德国经济未来的回转增添了令人忧虑的不确定性。

“后默克尔时代”德国的对欧政策

作为过去10多年来欧洲最重要的领导人，默克尔的淡出无疑将在相当程度上造成欧洲的领导力缺失（leadership absence），而这将进一步拖累正在艰难推进中的欧盟各项改革。更令分析者担忧的是，受国内政治碎片化和民粹主义影响，未来德国的对欧政策可能会变得更加保守。

尽管德国和欧洲的评论者们对默克尔10多年的政绩并非完全肯定，但他们仍然都承认，在接连爆发的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等重大事件的考验上，默克尔交出了一份还算“及格”的答卷。而环顾当下的德国政坛，似乎人们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出一个确保一定能够胜任的“替代者”。如何在“后默克尔时代”继续维护欧盟的稳定，成为一个新问题。

在“后默克尔时代”，德国的欧洲政策将“萧规曹随”还是“改弦更张”？在德国国内和国际社会，都存有较大争议。当下要对未来德国的欧洲政策进行准确预测显然为时过早，但在众说纷纭的争辩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基本的端倪、线索，可以用来大致框定其未来政策的“变”与“不变”。

有一部分评论者认为，无论任何政治家接替默克尔，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和“发动机”的历史地位不会动摇，德国在欧洲政治的区域性影响以及在经济层面的深刻内嵌也不会改变。而德国的经济发展动力，也将在欧盟的经济复兴中提供新动能。

然而，也有研究者认为，默克尔及其主张的黯然离场，实际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德国在欧盟发挥的角色如何变化，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默克尔在党内和国家的继任者。

当下，德国媒体比较看好的默克尔的党内继承者——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不仅认为她将很可能进一步赢得选战、从默克尔手里接过国家政权的重担，而且也将在内政、外交等方面尽可能“传承衣钵”。

倘若果真如此，对德国政治发展与德国人民而言，究竟是福还是祸呢？恐怕也需两说。一方面，在政府内阁更迭之时，继任者如果能够和前任在重大事务上保持一定延续性，无疑对国家、社会的适应与渐进转型是有利的，不仅有助于维护国内的社会稳定，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对该国进行准确的预判。

然而时下的德国，面临种种内忧外患，实则亟待改革。如何在稳定与创新之间保持某种合适的平衡，将是考验克兰普-卡伦鲍尔或其他当选领袖之政治智慧的新课题。

责编：周琦

2019年第4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