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有两种力量，伴随着我们成长。一种是闯荡，吸引着人们前往外面的世界；一种是归乡，提醒着人们家的方向。

当春节的钟声敲响时，《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并未放下手中的笔、肩上的相机，而依然以媒体人的视角记录着家乡的发展和变迁。

在今年的记者回乡记录中，有面临诸多尴尬的东北、式微的乡镇供销社、脱贫的内地小城、逃离北上广的小镇青年，还有镜头下那浓浓的小城年味。

那是家乡的记忆，也是时代的印记。

新的一年又启程。只要前进的脚步不停歇，梦想就在前方不远处。

这届东北年轻人：不想回家，不想生娃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孙冰| 辽宁报道

编辑：邹松霖

在王虎（化名）家的年夜饭桌上，除了讲段子唠闲嗑，也会出现一个非常严肃而宏大的话题，那就是如何“振兴东北”。但今年对于这个话题，一向要慷慨激昂一番的王虎父亲却显得有些悲观，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家的年夜饭餐桌，已经从过去的三桌变成了两桌，而且有一半的小辈儿其实都已经不是“东北人”了。

“家里人越来越少，孩子们出去了也不愿回来，没人，这经济没个整！”王爸爸说。

孙彤 摄

东北人口已多年负增长

王爸爸的感受不只代表了一个家庭，统计数据证明了东北人口已经多年负增长，而且人口流失最为严重的恰恰是年轻人。

2016年，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曾透露，过去5年，东北三省人口净迁出约24万人。而来自中商产业研究院大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17年，东北三省常住人口共计减少了35万人；其中，吉林省常住人口比上年末净减少15.6万人，黑龙江比上年减少10.5万人，辽宁减少了8.9万人。（注：统计口径不同：净迁出人口数量和常住人口减少数量不是同一概念）

王虎的祖父母、父母以及家中大多数亲戚大都在国企工作，在这座几乎也没啥民营企业的东北城市里，这是非常普遍的情况。王虎的父辈们都经历过东北经济的辉煌，“共和国长子”的荣耀年代，也是这个家族的高光时刻。

“虽然我家在东北小城，但我小时候吃过的见过的，不比大城市里的孩子差，家里电器都是日本进口的；当时就一两万一件的皮衣、三四万的貂儿，家里也是有几件的；每年全家都会出去旅游，我五六岁就坐过飞机了。”王虎说。

王虎的家乡是个典型的资源型城市，盛产煤铁，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资源型的大国企效益都非常好，职工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自然也非常好，只要是国企子弟，看病上学都不用花钱，而且米面油盐甚至连汽水、冰棍儿厂里都发。身为80后的王虎，小时候赶上了一个辉煌的尾巴。“我高考考了个好大学，我爸妈的厂子还各奖励了几千块钱呢。”他说。

但之后，东北经济就开始一路由盛转衰，资源型企业更是日渐枯竭、辉煌难再，王虎一家也经历了倒闭破产潮、兼并重组潮、失业下岗潮，家里有几位叔叔姑姑辈的亲戚，要么被要求提前退休，要么被以很低的价格“买断”工龄（一次性支付到退休年龄的工资）。总之，无论名目方式如何，结局都是下岗，只有非常微薄的收入。

但即使这样，一个家庭还是会把所有希望和一切家庭资源都放在孩子身上。“相比我南方的同学，东北家庭普遍是更加重视子女教育的。还有一个不同是，很多南方同学会选择回家发展，有的即使在大城市工作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想回家。但东北的同学，却几乎都不愿回家。而东北的父母，也大多希望孩子考上好大学，去大城市发展。”王虎说。

子女在外工作是许多东北家庭的现状，他们不愿回家，而父母也觉得外面更好。王虎的成长经历是很多东北父母期望中的模式，王虎的父母也因此经常会收获亲友们的羡慕。他考上了名牌大学，之后出国留学，现在在一家世界500强的外企工作，定居北京。

“我现在生活小康，但就是个高级打工仔，是发不了财的。北上广机会虽多，但竞争也很激烈，我们这样没有资源人脉积累的‘新北京人’，要闯出什么名堂是很不容易的。很多南方同学希望回老家去找机会，这相当于‘降维攻击’，更容易成功。但我回不了家，因为东北更没有机会。”王虎说。

就像上一代创业者多是将国外的模式复制到中国，王虎认为，现在的创业机会很多就在于把北上广深的模式复制到二三线城市，甚至乡村，这就是他说的“降维攻击”。但王虎之所以说东北没有机会，一是因为官本位严重，营商环境差，从来就没形成民营经济能健康发展的土壤。“很多有背景的大老板都被揩油搜刮得血本无归，更不要说中小创业者。”他说。

二是没有人，年轻人不是不愿回家，就算回家了，也只愿意在政府部门和国企里面工作，民营企业根本招不到人才。“总有亲戚劝我从外企辞职，去考公务员。”王虎说。

《中国经济周刊》资料库

不想生娃的这届东北人

王虎家原来住在老城区，是父母分的房子，又小又旧。去年，王虎为父母在河对岸的新城区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河景联排别墅，地下一层地上三层，温泉入户，人车分流，前后庭院还有两个车位，一共不到200万。

“我们就两个人，你们只有过年才回家，不用那么大。”王虎的父母起初是反对的，但王虎比较坚持，他希望父母住得好一些，而且“这房价也太便宜了”。

王虎给亲戚们讲了北京房价10年涨了恨不得10倍的故事，王虎在北京的房子是一万多一平方米买的，现在已经差不多要10万一平方米。这些数字让大家瞠目结舌，因为家乡的房价虽有一些起落，但10年来也最多涨了一两倍，跟猪肉白菜的价格变动差不多，而近几年更是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甚至老城区还有一些下降。

“人都走了，年轻人越来越少，东北也没什么外来人口，房价自然上不去，越不涨也就越没人买。像我们这个小区，住的都是老头老太太，儿女不是在大城市就是出国了，有一些小娃娃会留在这边让老人帮忙带着，但要上学了，就会被父母接走。”王虎的妈妈说。

王虎说，像他这样的80后，确实有不少选择生二胎，尤其是那些本身就有兄弟姐妹的人，但他们并没有这个打算。“我们俩都是独生子女，不知道有个兄弟姐妹是怎样的感受，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长大也不错。再说，多生一个孩子，压力会大很多，妻子还有可能需要辞职在家带娃，生活质量会被严重影响，自己也更不敢去创业。”他说。

郭玲是王虎的堂妹，90后，她不想结婚，更不想生孩子。为了躲避春节家人亲戚的逼婚，干脆和朋友去了埃及旅行。王虎说，很多像表妹这样的90后，根本就连一胎都不想生。 “反正不在父母身边，叔儿婶儿也管不了她。二胎是多了些，但一胎少了。”王虎说。

现在的生育主体人群已经变成了80后和90后，他们是独生子女的一代。王虎是卡在计划生育实行的头几年，上大学后他发现，很多南方同学还是有兄弟姐妹的，但这种情况在东北是非常少的，即使是在东北农村。“东北的计划生育在全国是执行最好的。当年要是谁家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那可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不仅会影响提干、涨工资、分房子，甚至都有没了工作的风险。”他说。

如今，虽然辽宁省政府已经率先推出了涵盖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的鼓励生育二孩的奖励政策，但年轻人们显然仍不着急。这届东北年轻人，就是不想生孩子。

东北的问题会否成为全国性的问题？

人和人的迁移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或许宏观数据更能说明些问题：东北三省的人口出生率全国垫底，老龄化程度则全国最高，人口净流出率也是全国最高，人口负增长，尤其是劳动力人口负增长情况严重。

来自中商产业研究院大数据库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1.24%，但东北三省只有0.6%左右，远低于全国水平，也大大低于1%的国际标准警戒线，甚至比饱受“少子化”困扰的日本还低了近一半。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东北三省早已超过了这个国际标准警戒线许多。2017年全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1.4%，辽宁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4.35%，吉林为12.38%，黑龙江为12%。

虽然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也很低，老龄化程度也全国居前，但外来人口数量众多弥补了劳动力缺口，加上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人均收入高，基本可以抵抗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而东北三省并没有太多的外来人口，平均收入又低，经济不景气，养老金支付早已不堪重负，这些都使得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更加迫切。未富先老，这在东北已经不是趋势而是现实。

几十年以国企为主的经济体系，让一定要捧个铁饭碗的思维在东北根深蒂固，宁可去政府部门和国企赚两三千块钱，也不愿意去民营企业受累赚两三万块钱，这在东北是非常普遍的想法，而且家长和孩子都这样想。

“东北的城市化率在全国领先，计划生育年代成绩也最好，所以问题会来得更早、更突出。不知道东北出现的问题会不会以后成为全国性的问题。”王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