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永华 | 湖南报道

文字编辑：邹松霖

“每天轻轻松松就挣100多块钱，每个月就有3000多。”41岁的李寒英在2018年告别了多年在农村带崽的日子，重新开始干活。不过，这一次，她不去田地里种菜种水稻，而是去离家约20公里的县城一家打火机厂上班。“每天早上坐车去，大概半小时就到厂里；晚上五点半下班回家，六点钟就到了。”她爽朗地笑着。

湖南邵东县砂石镇这偏僻的山村里哪来的通勤车呢？

李寒英解释：“我们这里很多人在厂里上班，后面那家人开一辆面包车，每天接送，4块钱一趟，往返就是8块钱。”

李寒英所在的邵东是湖南民营经济大县，经济活跃。她爽朗的笑声清楚地表明，这个曾经背着沉重经济压力的女人对现在的日子很满意。她算了一笔账，如今自己每个月能挣3000多，丈夫2017年学会开叉车，去了长沙一家冷库工作，每年也有五六万的收入。此前，这个家庭里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其丈夫打零工所得的并不稳定的钱。

颇有意味的是，她喜欢用“上班”这个词，并不用“打工”来称呼自己的工作。

李寒英所在的打火机厂，据她说有数千人。打火机制造正是湖南邵东的支柱产业之一。据当地媒体消息，邵东县是中国打火机出口基地，共有打火机企业112家，从业人员7.5万人，一次性打火机占全球70%的市场份额。2017年邵东县出口打火机超50亿个，居全国第一。不过，邵东县的打火机产业仍处于产业链低端，缺少自有品牌，设计研发能力也不强。

李寒英却不这么看。“我们厂里做的全是防风打火机，都是用来出口的，韩国来的金老板很厉害。”在她眼里，当地更多的普通一次性打火机更low。

不仅是在城区的工业园内，打火机厂还分布于邵东各乡镇。例如，离邵东县城约25公里的团山镇2018年就投资建设了占地面积达608亩的打火机产业园。在此之前，当地不少村民在自己家里做打火机的试火、充气等工序，即便是70岁的老人每天在家里也能赚上四五十块钱。

看起来，邵东打火机产业正在向价值链上游攀升。

收入增长之时，李寒英家的日常开销却越来越少。曾经，子女教育开支是大头之一。2018年，她女儿初中毕业后不再上学，等着再大一点去上班；儿子12岁，“如果会读书，就供他读书；要是读书不行，过两年也就出来干活了。农村人就这样。”

治病是农村人曾经最为头疼的一件事。“最怕去医院，去一趟医院，钱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了。”邵东县流光岭镇的村民杨绍伟说，“不过，现在有农村医保以后好多了，在家里看病可以报销70%多，如果去长沙，报销就少一点，大概也能到40%。”

甩掉教育和医疗两大包袱之后，最大的一笔支出就是盖房子。

今年52岁的尹桂华刚搬进新家半个多月，“去年一年就在盖房子，累死了”。原本俊朗的他累得又黑又瘦，但心情很好。

房子盖了三层，还加盖了琉璃瓦的屋顶。每层面积约120平方。一楼的堂屋是农村房子的标配，铜制的大门显得颇为气派，一进门极为宽敞，“六七十平方的样子，农村房子就是堂屋要大”，尹桂华说。尽管在城市人看来这样的大厅已然极为奢侈，尹桂华还是略有遗憾，“没地了，要是再大一点就更好。”

尹桂华家的房子 （李永华 摄）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看到，不少新房子的面积均超过尹桂华这栋“豪宅别墅”，堂屋面积超过200平方的也不稀罕。

更让人吃惊的是，邵东农村房屋的设计感与几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尹桂华是木匠，常年在外干装修工程的活。他说，“现在的房子第一就比谁的房子好看，要设计得好。”

高达10米的落地窗就是当地2018年新兴的时尚之一，拱券也是流行做法。这得益于工匠们不断提升的工艺水平。“十年前，要做拱券根本就没几个人会，现在的大师傅都会。大落地窗也是这样。”

房子从基建到装修共花了多少钱？尹桂华的答案是60多万元，“拉主体（工程）花了20多万，装修30多万。”

即便如此，尹桂华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压力。干装修的他这些年一直是抢手的香饽饽，从来都不是他等活干，而是活计排队等着他，工资也是节节看涨。多年前，他还到外地去干活，最近四五年做工却不再踏出邵东县。“搞不赢，也不想去外面，在本地做，每天还可以回家睡觉，自己种点菜，吃饭也不花钱。”

他妻子则去邵东县城的一家箱包工厂打工，按他的说法就是去“打袋子”，按件计工资，手脚麻利又勤快的女工人收入可以达到每月4000元左右。

邵东县箱包皮具产业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箱包生产三大基地之一，家庭作坊式的企业遍地开花。目前，邵东箱包产业处于升级之中。

邵东县箱包服装进出口企业协会一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书包、背包和电脑包等细分产品中，邵东均占据全球产量的60%以上。“现在，我们正在积极承接广州花都箱包的产业转移，下一步的目标是打造世界第二个箱包皮具之都。”

在老家赚钱看起来并不难，费孝通先生理想中的“离土不离乡”愿景在当地民营经济驱动下似乎正变为现实，但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往外面跑。

正月初二，杨文带着一家人赶完湖南冷水江市。岁末和正月是他的箱包店生意最红火的时候，“20平方的店子租金要18万元，就靠着这阵子的生意回本赚钱了，在家里实在坐不住，不去不行啊！”

正月初三，曾杰赶去长沙的蓝思科技上班。“听他说，去年底工厂效益不太好，开工资就难，去年上半年算上加班费一个月还有4000来块钱，不加班的话，只有两千多了。”曾杰的父亲说，希望儿子能在企业学会技术，留在长沙讨老婆。其实，他更想让儿子留在邵东学开挖机，或者开个小店铺，收入比打工强，可是儿子不想留在家里。

正月初六，村里顿时冷清下来。“年轻人都往外面跑，种田做土挣不了钱。”2018年退休的村支书李牛君说，“现在田土都荒了，一片片地长满了茅草。”种了一辈子地，他对此并不感到可惜，“邵东本来是个穷地方，人均两分田，就靠大家往外面闯。”

他干了三十多年村干部，现在每月有两百块钱的退休金。“去年底还做了退伍军人登记，估计也有一点补贴，自己在家里种点菜，不愁缺钱花。”

资料显示，邵东处于湖南衡邵干旱走廊，属于石漠化地区，曾是出了名的穷。同属于邵阳地区的另外8个县（区）都是国家级贫困县，为何邵东却甩掉贫困的帽子，变身民营经济强县，让当地百姓生活显得与众不同？

老书记这句“就靠大家往外面闯”，或许是朴素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