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文新

新年伊始，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央行原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发出呼吁：“中国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扼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为此，中国有必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他认为，中国过去40多年的经验证明，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许多问题会恶化，因为大多数经济和金融问题都是以经济增速为分母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等长期问题无从谈起。而中国财政货币“双扩张”，汇率、房价不应束缚央行行为。

这是近年来观点最为明确的建议，就笔者本人而言，在谈到政策取向之时都没有如此痛快淋漓，而将“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解释为“更多收短放长+中性略偏宽松”。但笔者深深地知道，如果货币政策总是一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无法给予市场明确方向，那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有人会说，你为什么总说货币政策而不说财政政策？笔者认为，货币政策是关键。在发达国家，财政政策能力极其有限，而主要依托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在中国，货币、财政尚未能够密切配合，以致调控经济的最佳时机被延误。试想，如果2010年开始，积极财政政策能够获得“中性”的货币政策持续配合，那中国民营经济会否是今天这番境况？如果2012年出现“高利贷”风波之后，货币政策能够持续执行“中性略偏宽松”，那中国民营经济会否是今天这番境况？

为什么总说民营经济境况？因为民营经济内需经济最为活跃的部分，是中国经济主动性、内生性增长动力。

余永定及时给出明确建议，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高度关注。笔者也曾多次呼吁，中国货币政策不应被汇率、房价困扰。因为，汇率问题属于“外部平衡”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加强资本流动管理得以实现；房价问题属于经济结构性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税收、行业等结构性政策获得抑制，而绝不能让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所有行业被房价绑架，给房价陪绑。

过去较长一段时间，许多经济学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绝大多数时间是在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所以未来中国经济不能再靠投资拉动。笔者并不认可这样的观点，至少我们应该看到经济发展需要投资、消费、净出口平衡拉动，而绝不可以偏废其一。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样如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对新兴产业的投资拉动，何谈高质量发展？

中国是实体经济为本的国家，实体经济的所有技术进步必须依赖投资，而老百姓所有的消费都来自实体经济投资带来的收益，没有实体经济对未来的成功投资，哪会有老百姓消费的升级？哪会有老百姓消费的不断增长？投资、消费、净出口——经济的三驾马车相辅相成，根本不可能分开。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还不能依赖全球资本发展的情况下，过度消费一定会导致投资乏力。

美国GaveKal研究机构查尔斯·杰弗教授的研究成果显示：在一个国家资产负债表衰退时期绝不能“刺激消费”，否则适得其反。就是说，如果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时期刺激消费，只能导致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恶化。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在企业和政府负债高企之时刺激消费，导致居民负债激增；当居民储蓄被严重消耗之后，投资增长、尤其是股权投资增长从何而来？如果股权投资增长乏力，经济增长势必还需要债务增长拉动？

所以，笔者认为，如果央行不能及时明确货币相对宽松方向，使得中国股权投资能力受到压抑，则中国经济状况不容乐观。所以，笔者赞同余永定先生的建议，实施财政货币“双宽松”。

进一步来说，笔者建议，中国央行应刻意扩大抵押品范围，把那些“暂时还款有难度，但企业发展前景良好”的债权纳入抵押品范围，盘活银行和企业资产，使之轻装上阵，通过降低金融成本和减税直接提高企业收益，弱化银行风险，并从根本上“推动稳健货币政策、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之间形成三角良性循环，促进国民经济整体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