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钮文新

12月19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毫无疑问，这是中央站在全球经济大格局演变的角度，对中国经济提出的战略性要求。战略需要战术的配合，笔者认为，如果在战术上配合中央要求，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是根本，是不允许出现丝毫闪失的关键。尤其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正确组合上，需彻底逆转过去长期错配的问题，纠正货币政策独立的极端性认知。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要求已经足够明确了，但笔者担心的是有关部门再提“稳健中性”。因为，“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不属于“逆周期”政策，而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和“需要稳定总需要”的形势，从战术上需要“适度偏宽的货币政策”。这一点，我们必须勇于承认，必须切实落地和不折不扣地实施。

多年来，中国一提货币政策宽松，就容易招致放水、物价和房价如何的抗拒，似乎“许紧不许松”，而央行货币操作似乎也有“宁紧勿松”的倾向。到底是经济为货币服务，还是货币为经济服务？如果确信应当是后者，那就没什么可犹豫、可忌惮的，经济下行压力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就该适度松弛。

有人说，宽松货币会导致通货膨胀。这样的判断几乎属于“无稽之谈”。一，当总需求严重不足之时，必须通过宽松货币激励需求，这是基本经济学原理，有什么理由抗拒？二，货币投放也有“度”之差别，不搞大水漫灌是对的，但不搞大水漫灌等于紧缩或中性货币？不搞大水漫灌并不排斥“适度宽松”。如果货币投放无条件导致通货膨胀，那日本、欧洲早该物价飞涨了，但事实不是这样。

有人说，宽松货币会导致房价上涨。伯南克早就论述过，房价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必须通过税收等房地产结构性政策予以抑制。如果因为房价上涨而紧缩货币，那等于让整体经济给房价上涨陪绑。所以，用紧缩货币抑制房价是极其错误的政策选择。

当然，我们理解货币政策对汇率走势的影响，但中国现在更加需要货币政策为国内经济服务，而绝不能因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要升值或稳定而收紧或中性货币，笔者认为，这实际等于汇率绑架货币政策，或者说，以内部的经济牺牲维系外部平衡。这样做，明显得不偿失。实际上，这是中国货币政策多年来存在的问题。那中国汇率稳定问题如何破解？毫无疑问，提高资本跨境流动的市场化管理水平。

当然，货币政策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真实、有效的基础货币供给严重不足。基础货币供给不足，导致所有金融机构以创造货币的方式去满足经济增长对货币增长提出的需要，并导致中国金融短期化，而M2增速“因短而高”，中国金融和企业的杠杆率“因短而高”，金融越来越不符合实体经济需求、脱实向虚。这个问题必须加快解决，过去已经有过很好的尝试，持续不断“收短放长”的结果导致M1\M2增速回落，但问题是：真实、有效的基础货币数量并未有效提高，长期资本短缺没能有效缓解，严重制约了货币政策效果，甚至因长期资金供给不足而使央行短端利率诉求无法传导到长期——货币政策传导失灵。

更严重的是：金融短期化、货币化、套利化引发的长期资本稀缺，严重困扰中国股市，并导致金融机构恶性循环——金融短期化越严重，长期资本越少，股市越下跌；股市越下跌，投资者风险偏好越低，越使更多短期资金涌向短期而安全的金融产品，金融短期化越严重。这样的情况不遏制，股市将永无翻身之日，根本无法破解资本市场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金融问题。

至于财政政策，以税为抓手，通过结构性政策税收政策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通过减税降低全社会经济成本，这将是极其明智的政策选择。当然，我们势必需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而这一点最担心的是：货币政策不配合。如果财政在基础设施建设方向加大投资，央行应将配套金融资源“计划单列”，否则货币政策会“明松暗紧”，民营经济可以获取的金融资源还会趋紧，压制中国经济主动性增长动力。

基于上述，笔者认为，货币政策应回归逆周期调节的基本功能。这不仅是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总需求严重不足的客观需求，更是中国是否有条件把握战略机遇，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的关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