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明确指出，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创造新产业、新业态，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广泛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技术相互融合步伐加快。

无人化糖果生产线。客户下单后系统自动通过订单排程、称重质检、印刷包装、订单交付以及二维码信息溯源追踪等完成全流程的制作，观众可以把自己定制的糖果带回家。（《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从此，中国新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综合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发展阶段确立的立足全局、面向全球、聚焦关键、带动整体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也为新经济发展创造了最为有利的宏观政策环境。201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发布；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发布，两大文件为中国科技创新未来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明确了到2050年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目标、方向和重点任务，是新时期推进创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2015年6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为新经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以众创空间为代表的各类新型孵化器竞相出现，全国4200余家众创空间、3600余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和400余家企业加速器共同形成有序的创新创业孵化链条。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明确指出，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创造新产业、新业态，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广泛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技术相互融合步伐加快。

从此，中国新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最早以中关村为代表，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密集区，由科技人员创办的民营科技企业迅速发展，首开中国探索发展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先河。1987年12月，中央联合调查组进驻中关村，形成《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提出“支持、扶植、引导”的政策原则和在中关村建立科技开发区的设想。这个报告得到党中央高度认可，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央下决心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提供了依据。从1991年3月到1997年6月，中央批准建立了52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

同一时期，亚信、新浪、搜狐、网易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互联网时代。1998年，马化腾等5位创始人共同创立了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1999年，以马云为首的18人在杭州创立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2000年，从美国硅谷回国的李彦宏携搜索引擎专利技术，在中关村创建了百度公司。在此后的近20年中，BAT分别沿着搜索引擎、电商和社交网络的主线，凭借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快速发展壮大，成长为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在它们的带动下，中国近年来又涌现出滴滴、小米、美团、科大讯飞等一批互联网及人工智能企业，呈现出与美国共同引领新经济发展的态势，并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

天猫无人超市用科技来优化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如今，面对世界科技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再次面对考验，在应用技术逐步拉平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同时，基础技术短板却日益凸显。怎么办？2014年6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给出了答案：“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团组会议上再次明确指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最大的隐患，而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只有自力更生。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亲历者 王德禄

我见证中国新经济成长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新经济作为一个重要瞬间，我认为，应该将它放在最后，因为它确实是中国未来新动能的根本。

下海25年，见证三代创业者

我在1993年下海创办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下称“长城所”）时，中关村已经出现“电子一条街”，当时我正好在研究科技政策，但国内同行几乎都不看好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甚至称之为“骗子一条街”。而我不但支持，还萌生了亲自下海干事的想法。

回顾长城所的三次创业咨询，第一次是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第二次是知识经济与创业，第三次是“双创”。

我下海的时候，四通、方正、联想等企业开始活跃于中国经济的舞台，之后有了BAT等互联网公司，“双创”提出后又涌现出了滴滴、今日头条等独角兽企业。

从第一代民营科技创业者，到第二代BAT等互联网公司的创业者，再到第三代，也就是如今独角兽企业的创业者，他们有什么不同？我认为，创业正变得越来越伟大。BAT的创始人是在不知不觉间走向伟大，但他们在下海之初可能并不认为自己会变得很伟大。而新一代创业者在创业之初就认定自己在引导一个产业发生变化。如果说柳传志那一代企业家最重要的精神是大胆、敢试，那么对于新一代创业者来说，洞见力比大胆还重要，他们要能预判产业10年后的变化趋势。

长城所一直坚持创业是我们的灵魂，在成立20年，即2013年时，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是一家新经济专业咨询公司，只做三件事情：第一是创业咨询，关注产业跨界领域的创业、瞪羚、独角兽这三类高速成长的企业。第二是产业跨界咨询，关注产业创新的前沿。第三是高新区咨询，让高新区成为新经济的大舞台。

下海至今25年，我所理解的新经济有三个要素：第一是创业，新经济一定是创业经济；第二，新经济一定和科技园区相联系；第三，新经济一定在进行产业跨界，虽然早期专注于计算机领域，但伴随互联网的普及，新经济基本上就是互联网引导的经济，最近的变化是新经济正从消费互联网走向产业互联网。

新经济的新现象

十八大以来新经济发展很快，其中有几个标志性的瞬间：

2013年9月，习近平等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从中南海出发，分乘两辆大巴车，集体来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参观创新成果展示，并在现场进行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2016年2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强调“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时，首次明确提及“新经济”：“让政策向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倾斜，大力发展‘新经济’。”新经济随后被写入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学习如何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能在新经济领域走出一条新路来，但由于中国发展高新区、发展创业，从电子商务开始，中国便异军突起。

其间，中国做对了两件事，第一件是“互联网+”，意味着互联网席卷所有行业。第二件便是“互联网+”上升到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层面，中国的优势得以更好地体现，因为中国有巨大的数据量。

新经济有很多新现象值得关注，比如产业互联网，现在各地都开始了产业共同体、产业共治的探索，一个产业能不能取得竞争优势，除了头部企业的大胆探索，还需要构成产业共同体，即科学家、企业家、投资者、政府共同对产业的培育，共同培育产业创新。

这是新旧动能转换里的一件大事，产业互联网不是互联网企业单独干，而是互联网企业、传统企业，再加上投资者一起干。腾讯就认为谁能和传统产业结合得好，谁就能获得爆发式发展。

我认为，目前新经济已经进入到越来越和传统产业相融合的阶段， 一些爆发点不在高技术产业领域，而在传统产业领域，比如无人驾驶，交通是个传统到不能再传统的领域，但现在无人驾驶是中关村最火爆的投资创业领域之一。

这些年的重点也在研究新旧动能转换，现在看来，新经济企业对新旧动能转换的热情比传统企业要大得多。

产业跨界融合出现独角兽，这一新现象是新旧动能转换的最主要依据。最关键的就是这一步能不能走好。新经济，或者说新旧动能转换，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进行的最新的一场改革，这场改革如果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中国的未来不可限量。

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大企业平台化，大企业应开放成为“双创”主力军。第二个就是要在传统产业中引爆成长，即新经济必须和传统产业结合，BAT单独干干不来，目前这一点在各地高新区中都有所探索。

传统产业开放和引爆是新旧动能转化的两个关键点，但目前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实现传统企业平台化转型和传统产业引爆成长，必须和互联网企业合作。传统产业有资源，包括研发资源、人才资源等等，有对产业深厚的研究，但需要开放，需要和新经济结合。这也是新旧动能转换在中国能不能取得成功的关键。

新旧动能转换，监管如何适应？

“双创”提出后，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创业环境的改变，创业环境更加开放。比如，中关村创业大街上，创业者们集聚在那里交流、互动，寻找合伙人和投资人。而“找”的过程就是打磨商业模式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提高创业者洞见力的过程。现在的中关村有些像硅谷，创业者越来越多，当然，失败的人也越来越多。

中国之所以出现这么多伟大的创业者，出现这么多新经济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高新区。

高新区一开始就是在学习市场经济、学习硅谷，但在互联网逐渐普及后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成为新经济的摇篮。中关村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中关村出现了一代又一代成功创业者，比如第一代创业者的联想，第二代创业者的百度，新一代创业者的滴滴、今日头条等等。

新经济往往需要多个要素，甚至是无穷多个要素，这就需要打造一个很好的创业创新生态。目前中关村拥有和硅谷一样的第一流的创业创新生态，而在中国的上海、深圳、杭州、武汉、成都等城市也都形成了世界一流的创业创新生态。

当高新区刚开始在中国出现时，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曾讲过一句话，“让开大路走两厢”，就是说新经济要在两边走，不要和旧的传统产业冲突。进入21世纪后，战略新兴产业概念被提出，但那时是“旧的干旧的，新的干新的”，相互并不搭界。近几年，由于产业跨界，提出了新旧动能转换的概念，新经济和传统产业开始了深度融合。

新经济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很大程度正是因为没人管。现阶段，关于新经济出现了审慎监管的提法，但是因为监管者都只会管传统产业，不会管新经济，所以也出现很多因用传统思维去管新经济新现象，出现对新经济进行打压的情况。一定程度上，这不但不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而且还会导致新动能的萎缩。

因此，有些新经济的创业者感觉他们的胳膊腿伸展不开，因为管制还有很多。新经济要求更多新的管理方法，但是现在整个管理体制还很传统。从宏观逻辑看，新经济一定不能采用准入审批模式，而是通过信用发展出来的经济，要根据数据对它进行监测。

目前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新旧动能转换一定是用新的去改造旧的，不是用旧的改造新的，不能用旧的规范新的，不能用管理传统产业的方式来管理新经济。

改革开放40年，只有新经济这个主题，更加具有改革开放的特征。新旧动能转换如果能在中国取得突破，那中国的未来将非常辉煌，改革开放的成绩也会非常大。

（口述：王德禄；撰稿：《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陈惟杉）

责编：郭芳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50期）

2018年第50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