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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40个瞬间| 抗击非典(2003年4月13日)

2003年4月13日,中国决定将SARS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5月9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第376号令,公布施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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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13日,中国决定将SARS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5月9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第376号令,公布施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p132-2003 年5 月,战斗在抗击“非典”一线的医护人员。

2003 年5 月,战斗在抗击“非典”一线的医护人员。(视觉中国)

非典:一种未知冠状病毒引发的“非典型肺炎”,一种新型的高危传染病,其国际上的英文缩写SARS。

2002年12月底,广东民间出现关于一种“致命怪病”的传言,说一些医院有病人因此大批死亡。2003年2月11日,广东省主要媒体报道了部分地区先后发生“非典”情况;同日上午,广州市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强调:广州会按传染病法公布疫情。

p133-2003 年4 月,正在日夜抢工建设的北京小汤山医院。(视觉中国)

2003 年4 月,正在日夜抢工建设的北京小汤山医院。(视觉中国)

3月5日,全国两会开幕,出席会议的广东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对传染病的预警治疗,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考虑寻求国际援助。3月6日,北京接报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出全球警告,建议隔离治疗疑似病例。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该病命名为SARS……

SARS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不断蔓延。从东南亚传播到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一些国家陆续出现多起“非典型肺炎”案例。

一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考验着中国。4月2日,中国政府承诺会与世界卫生组织全面合作。4月3日,中国卫生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部长张文康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北京工作、旅游是安全的。他说,北京SARS病例只有12例,3例死亡,并表示戴不戴口罩都安全。

张文康“北京只有12例SARS”的说法引起解放军301医院退休医生蒋彦永的质疑,从他掌握的情况看,张文康没有透露实情,至少北京的情况远比他说的严重。于是,蒋彦永在4月4日向有关方面反映了情况,并引发境外媒体对中国SARS疫情的关注和质疑。

4月13日,中国决定将SARS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4月14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防治“非典”情况。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采取了包括人事任免在内的各种紧急措施应对“非典”;4月1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正式警告,瞒报少报疫情的地方官员将面临严厉处分;4月20日,中央政府召开记者会,宣布北京市政府瞒报疫情真相,实际病例从37例增至339例;几小时后,中央宣布撤销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的职务,并提名王岐山担任北京市代理市长,高强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

5月6日,《工伤保险条例》颁布,医务人员在救治患者的过程中感染“非典”按工伤对待;5月9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第376号令,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要求,将民工纳入防“非典”统一管理……

强有力的措施保障之下,5月17日,北京人民医院解除隔离;5月21日,北京最后一名“非典”病例从北京地坛医院出院;5月23日,北京市747名密切接触者全部解除隔离,“非典”患者救治工作结束……7月13日,全球“非典”患者人数、疑似病例人数均不再增长,抗击“非典”之战基本结束。

正是因为SARS疫情,中国公共卫生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同时,政府官员问责制正式启动。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亲历者 刘长永

七昼夜建成小汤山医院

p135- 刘长永

2002年的冬季,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悄然降临于我国南方。

2003年春天,“非典”迅速蔓延至全国大多数地方,并造成世界范围的流行。其来势之猛,危害之烈,至今想来仍令人心悸!

2003年4月21日,在北京“非典”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北京市决定建立世界上最大的一级传染病医院——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

7000人奋战7个昼夜,建成一座现代化医院

2003年4月22日晚,北京市建委连夜部署,抽调约4000人和500多台机械设备进场施工,北京六大建设集团全部上阵。据悉,该医院采用了轻型建筑材料,基本为一层病房。整个医院病房分作东西两区,每区建有6排病房。病房南侧是X光室、CT室、手术室。病房北侧为重病监护室、接诊室、检验科。

在接到北京市委、市政府在小汤山建设“非典”定点医院的决定后,时任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政府常务副镇长、现任北京市昌平区副区长的刘长永回忆表示,彼时小汤山镇党委立即成立以党委书记荣超英为组长的领导小组,下设宣传教育组、环境卫生组、安全保卫组,分别由三位副职领导干部任组长,要求各单位各部门不惜一切代价,不讲任何条件,克服一切艰难险阻,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人力、财力、物力,保证医院建设顺利进行。

由于工期短、任务重,不能按时就餐,当时小汤山镇机关干部和食堂工作人员需要等到深夜两三点才能休息。而且,镇社保所为了消除群众疑虑和担心,为“非典”医院招聘保洁员22名、车辆消毒员16名,确保医院的正常运转。

此外,小汤山镇党委在富来宫温泉山庄临时增设床位330张,保障了近800名医务人员及部队官兵的休息;并将62名富来宫温泉山庄工作人员纳入镇机关统一管理,工资由镇政府支付。

当时,在医院建设工地,来自北京市六大建筑公司的4000多名建设者昼夜奋战,最多时达到7000多人,每天产生的垃圾数量和清理难度可想而知。为保证工地环境卫生,避免造成再次污染,小汤山镇党委临时组建100多人的保洁队伍,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

小汤山镇党委在镇政府办公楼专设了会议室、办公室备用,并安排专人做好各项服务工作。镇机关食堂为指挥部60多名领导和工作人员提供一日三餐服务。

在7天7夜的建设中,先后组织1000余人次清运建筑垃圾400余吨,仅生活垃圾袋就用掉2万多个。

针对医院投入使用后,急需卫生保洁员和车辆消毒员的情况,镇党委及时选调40余名党员和群众分别从事医院内部打扫工作和为运送病人车辆消毒工作。在此期间,还有两名工作人员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党员身先士卒 群众众志成城

在“非典”肆虐的高峰期建设传染病医院,心理不安恐慌肯定有的。

根据参加施工的建设者们回忆说,在施工几天后,工人们中开始出现了一些疑虑的情绪。加之几天下来的疲劳,有些人打起退堂鼓。

尤其是到了工程后期阶段,在施工建设80余间病房和焚烧炉、太平间等共4000多平方米配套设施的施工任务中,随着一间间病房及焚烧炉等相继完成,等到要搬运太平间的冷柜等设备的时候,工人们都开始发憷了,很多人都有很严重的心理负担。

这个关键时刻,党员们起了积极带头作用,例如城乡集团紫荆公司副总经理韦晓峰领头搬运太平间冷柜,渐渐地,工人们也都受到了鼓舞,加入进来。

从2003年4月30日晚间11点开始,小汤山医院开始陆陆续续收治病人,当时医务工作者都是身穿隔离服、头戴防护面罩。

在当天夜晚,还发生一件小插曲:大概在夜里一两点,医院接诊室和重症监护室电路掉闸了,影响了照明、空调等电器设备的正常运转,情况十分紧急。当时负责住总保障小分队马上找来图纸,用电话指导医院的人员检查原因,反复调试。经过来来回回半个多小时,终于解除了故障,恢复了供电。

一个特别令人感动的细节是,医院投入使用后,有个医务室要加装一台空调,需要企业派人去安装。可这时候“非典”病人已经开始入住了,对于施工者们来说成了一个难题:派谁去合适呢?谁会去呢?感染上“非典”怎么办呢?

当时决定采取自愿报名加补贴的办法,让人没想到的是,消息一出立刻有人站了出来,积极响应,要知道这可是近距离“挨着”“非典”病人干活儿的工作。

令建设者们感到温暖的是,从施工开始到5月1日晚第一批“非典”病人进住,小汤山村民都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尽管有些村民担心“非典”医院的建立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会不会造成病菌的传染等诸多隐忧,但是,当他们看到运送“非典”病人的车辆疾驶而过,依然自觉维护秩序,给予方便。根据刘长永回忆,当时村子里有专人每天进行街道消毒,严守所有进村路口,禁止外来人口和车辆进村。

人类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七天七夜,168小时,建成一所建筑面积为2.5万平方米、拥有1000张床位的传染病专科医院,这在世界建筑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世界上拥有500张以上床位的传染病医院,建筑周期至少需要两年时间。

小汤山医院在规划上也从人性角度出发,建成之后医院分为“非典”病人、疑似“非典”病人两个治疗区域。尤其为了防止医护人员被传染,治疗区内设有医护人员专用通道,将医护人员与患者彻底隔离。每间病房均设有卫生间及洗浴系统,大约15平方米的病房,留着8处待介面,除必备的电灯、呼叫器、氧气,还有电话、电视、空调的插头。

据现场施工人员回忆,如果按照传染病病房设计,并没有空调设备,但是考虑北京即将进入盛夏季节,因此留有空调的备用口。每个房间也配备电视,营造舒适的环境,解除病人烦躁不安的心境。

这在北京建工企业历史上从未有过,在世界建筑史上闻所未闻,更令人吃惊的是虽然“非典”医院建在小汤山镇,但是小汤山镇却没有出现一例“非典”病人。小汤山的知名度却不断攀升,“中国小汤山”已成为当时世人瞩目的新名词。

2003年6月20日,当最后一批18位“非典”治愈患者走出北京小汤山医院时,宣告了这座全国最大的“非典”收治定点医院在高速运转51天后,以病死率世界最低、医院零投诉、医护人员零感染的优异成绩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就是这座临时建筑,收治了全国七分之一的“非典”病人,创造了人类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撰稿:《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侯隽)

责编:张伟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50期)


 

2018年第50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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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崔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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