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陈红霞

实习生 姚煜岚 武汉报道

随着一致性评价及带量采购的开展，新药创制渐成风口，临床实验人才成为众多研发型药企的争抢对象；另外，大型医疗集团兴起，也使富有经验的医疗技术研发型人才成为香饽饽。

业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目前，国内做新药和医疗新技术研发的人才十分缺乏，有公司CMO的薪资上涨至600万元，仍无人可招。”

“近几年不少具有专业背景的海归及海外科学家回国工作或创业，解决了部分国内人才紧缺问题。在临床研发的实验室阶段，人才市场目前的供需关系是平衡的。但是在后端，即产品的商业化、产业化阶段，存在技术壁垒，人才紧缺。”12月18日，北京康爱瑞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君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想要做到前后端一致，对质控等中间环节的把控要求更高，需要更强的专业技术背景。

供需错配

此前仿制药盛行，很多临床专业人才没有往研发路线走，但随着专利时代的落幕，对药品研发、GMP认证逐步严格化，临床研究人才的供需关系产生错位。

2015年国内新药典颁布，药品GMP认证进一步严格化，医药企业普遍开始紧缩，人才流失成为困扰管理者的一大难题；2017年，湖北省人社厅编制了八大重点产业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目录，其中，以生物医药产业为首的三大领域对中高级管理、研发人才需求最大。

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药科大学本科毕业生的供需比达到1：10，每10家制药企业抢一名中国药科大学的本科毕业生。

“药企研发部门对做临床试验的研发人员需求巨大，如果有医院临床背景基本不愁就业。”就职于湖北一上市药企医药研究院的徐泽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现在企业做临床监查员（CRA）或临床协调员（CRC）的基本都是药学专业的，临床专业的少，市场需求大。

所谓临床监查员和临床协调员，一般帮助药企审核临床试验方案以及招募和筛选出入组自愿者，并对医院的临床试验进行监督。

在徐泽看来，企业无论是做CRA还是做CRC工作量都十分繁重，大多数临床毕业生更愿意去医院。“做临床的基本上天天出差，驻扎在医院。现在医院不缺临床试验项目，都是药企求着三甲医院做临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对药品临床试验的各环节都做了明确要求，研究者和临床试验人员需具有在临床试验机构的执业资格，具有高级职称，参加过3个以上临床试验，能够根据申办者、伦理委员会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要求提供最新的工作履历和相关资格文件等。此外，对入组病人数量、约定试验期限都有一定要求。

“这种情况下，几乎只有三甲医院能够满足，但随着近年来原研药和创新药的申报增多，也导致医院这类项目承接供不应求。”12月18日，武汉一三甲医院肿瘤科医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医院在整个医疗体系中具有很强的话语权，因此大多数临床专业的毕业生都会留在医院，而去药企研发部门的更多是药学的毕业生。”12月18日，武汉同济医学院研三在读生罗昕告诉记者，但目前各大三甲医院临床研发人员编制有限，更多的是基层单位存在较大缺口。“医学生苦读这么多年，一般都不太愿意下基层。”

此外，在中高端的医疗研发人才上也存在供需错配的现象。“国内科研目前只忽视了基础科研，特别是生物制药领域被划分在生物医学口，每年中国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大部分是解蛋白结构的、生物肿瘤靶向治疗、生物医学神经、纳米生物学等领域，而生物制药领域的人才基本都在海外。”徐泽告诉记者。

成本博弈

新药创制注定是一场消耗战，从立项到临床再到上市，尽管政策给予诸多倾斜但仍旧需要八年左右。此番情境下，药企大多面临着资本研发投入的巨大难题，在临床研发人才缺口的问题上仍然会采取开源节流的策略。

“我们研究院新设了医学部，主要招女生，是从以前临床部门分出来的，主要负责协助临床试验的医生给药，提供技术支持。”徐泽告诉记者，这样的设置主要出于人力成本的考量，若聘请第三方机构解决基础研发的事项又是一笔大开销。

“大型海外药企做法是将工作内容切割很细，从AE报告、数据整理到后端的分析反馈基本上每个环节都会设置一个部门。”就职于辉瑞武汉公司的汪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辉瑞的CRA及CRC都在上海和北京，武汉主要负责临床数据处理。“海外药企大多经济实力雄厚，而中国的制药企业在资本注入下才刚刚起步，相较于国外巨头的精细化分工，国内药企往往只能依靠引进关键性的人才来带团队。”

李君阳向记者介绍称，“解决研发后端人才紧缺问题目前有两个主流的趋势，一个是与国际巨头企业合作，依托后者产业化的能力。另外一个是，邀曾就职于该领域龙头企业的核心人才加入团队，以康受生物为例，其前身来自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华大基因，细胞治疗领域目前国内具备产业化能力的企业相对较少，细胞治疗有别于传统药物，属个性化治疗，对整个生产制备等环节要求非常高，从实验室到大规模生产有很长时间的路要走。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康爱生物基本实现从研发制备到后续的产业化，以及后端产品市场渠道等已做全盘布局。”

但即便如此，由于现阶段很多药企自身不具备研发、量产能力，只能靠着和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来开展临床研究。“长期以来国内对生物医药基础研究的忽视，在生物制药领域，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水准处于低位。”广东合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杨鑫告诉记者，学校的科研衔接和企业的商业项目挂钩不紧，国内医药创制领域人才架构不成熟，进而导致人才断层。

对于解决临床研究人才紧缺的问题需要多长时间，李君阳向记者解释：“按照目前的市场容量和市场增速，国内企业不太可能自己培养中高端人才，若通过合资设立或者引进人才的方式来推进，对于自身产业链条完整的企业和那些中外合资公司，解决周期可能在2-3年。而对于那些新成立的小公司，它们可能需要7-8年甚至更久。”

（编辑：陆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