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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40个瞬间 | 亚洲金融危机保卫战(1998年8月28日)

鄂志寰分析说,对于香港政府来说,在特定的时期选择正面迎敌,是一个突破常规的举动,也正是因为索罗斯没有预想到香港会出此奇招,才铩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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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8月28日,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一举击溃以索罗斯为首的“联合军团”,成功捍卫香港股市。

p30 1998年8月28日,恒指期货合约结算日,香港特区政府投入巨额资金,与国际炒家展开将近一年的“金融保卫战”,终在当天收盘钟声响起那一刻,宣告获胜。 新华社

1998年8月28日,恒指期货合约结算日,香港特区政府投入巨额资金,与国际炒家展开将近一年的“金融保卫战”,终在当天收盘钟声响起那一刻,宣告获胜。 (新华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首起于泰铢大幅贬值,之后迅速蔓延至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中国香港等地,造成各主要货币大幅贬值,同时各地股市恐慌性下跌,继而冲击实体经济,造成大量失业甚至是政治动荡。其中,香港虽有波及,但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支撑,最终顶住压力,香港金融市场得以稳定。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作出人民币不贬值承诺,提振了东南亚各地区的信心,防止金融危机进一步扩散,在本次危机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997年以前,各东南亚国家通过承接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普遍实施出口替代战略,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在发展初期确实速度较快。但东南亚地区在积极融入全球化的同时,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易受到外部经济影响。另一方面,当时各国为了更多地吸引外资,往往在保持固定汇率制度的同时,放开资本市场外汇管制,资本在本地市场自由流通。

p31 1999年12月6日,香港恒生指数突破16000点, 以16168.62点报收。这是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恒生指数首次重上16000点。

1999年12月6日,香港恒生指数突破16000点, 以16168.62点报收。这是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恒生指数首次重上16000点。

这些政策带来了极大的风险。首先,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国家需要动用外汇储备来对冲资本外逃,这会导致外债增加;其次,由于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且外向型经济大多以纺织品等附加值较低产品为主,出口创汇有限,当外部经济环境对本地发展不利时,这些国家和地区债务偿还能力降低,容易导致国际投机资本看空该国和地区货币,如果此时资本流出大于资本流入,同时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对冲资本净流出时,该国和地区货币贬值便不可避免,固定汇率制便会土崩瓦解,进而因恐慌情绪会造成货币进一步贬值。

这次金融危机中,在国际投机资本的推波助澜下,各国纷纷放弃固定汇率制,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货币竞相贬值,给中国香港的港币和股市带来很大压力。1997年10月,国际投机资本开始狙击香港金融市场,香港股市在初期以大跌收场,之后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开始救市,在外汇市场保持现行汇率制度不变,股票市场信心大增,恒生指数重上一万点,基本维持住金融稳定。1998年,国际投机资本再次狙击香港金融市场,香港特区政府再次动用大量外汇储备救市,将汇率稳定住,打赢了香港金融保卫战。可以说,在这次危机中,除了中国大陆和香港外,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中国政府的审时度势,在危机发生前后实行的各种政策措施,保证了中国金融和经济的稳定运行,这也客观上对亚洲乃至世界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在这次危机之前,中国没有像东南亚国家那样实行资本放开政策,从根本上阻断了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流动性。金融危机发生后,从对外关系来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机构对泰国、印尼等国的信贷援助,支持东南亚国家经济脱困,以负责任的大国态度,从维护本地区稳定的大局出发,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庄严承诺,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国内,中国采取扩大内需政策,房地产和汽车等产业在此时开始发展壮大,既保持了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又带动了亚洲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在反思金融危机时,中国也积极推动地区间金融合作,在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会晤等场合积极倡议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和加强金融监管,对区域内经济复苏意义重大。

金融对经济影响重大,中国自始至终重视金融领域健康有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对金融领域各项改革作出具体部署,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中国经济周刊》特约撰稿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周毅)

亲历者 鄂志寰

香港金融保卫战:港府对决索罗斯

1997年7月1日,随着中国国旗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上空升起,时隔百年之后,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就在全世界都聚焦这一历史盛况时,一位资本大鳄同样也将目光投向了这里。在他精心设计的作战地图上,香港被选作了收官之地。这个人就是索罗斯,就在香港回归的第二天,一场预谋已久的风暴首先袭击了泰国。

1997年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突然宣布,放弃实行多年的固定汇率制度。消息一出,泰铢对美元汇率当日狂泄20%。持续了4个月的泰铢保卫战宣告失败。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把泰国经济一下子砸到了谷底,也在整个东南亚金融市场掀起了滔天巨浪。7月11日,菲律宾央行在4次加息无效的情况下,宣布允许菲律宾比索在更大幅度内波动,一时间,比索大幅贬值。紧接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马来西亚货币)的努力。一夜之间,马来西亚排名前12位的富翁,仅在股票市场就损失了130亿美元。8月14日,印尼中央银行宣布取消卢比(印尼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限制,卢比汇率就如同开闸之水,狂泄到历史最低点。

彼时的香港还未曾意识到危机的逼近。作为全世界第四大金融中心、第六大外汇交易市场和亚洲第二大股票交易市场,当时的香港各大银行和其他存款机构共有近万亿美元的境外资产,占全球的8%。香港股市“晴雨表”的恒生指数正在一路高歌猛进。1997年8月14日,恒生指数一路冲高到16497点。

当时的鄂志寰任职于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主要负责港澳台地区的金融研究。在她的回忆中,即使在东南亚危机肆虐的时候,大家仍然没有意识到香港会成为索罗斯的下一个目标。就在危机爆发的当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派出了一个5人的官方考察团。团长为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司长李晓西,团员包括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易纲、南方证券党委副书记牛仁亮以及鄂志寰。考察团主要到访了当时遭受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几个国家。鄂志寰表示,当时的到访地区并没有选择香港,谁也没有预计到香港的形势会变得如此严重。

1997年10月,国际炒家首次冲击了香港金融市场,10月21日、22日香港恒生指数连续两天大幅下挫9%,累计跌幅近1200点;23日,恒生指数报收于10426.3点,跌幅超过10%。

面对国际炒家的来势汹汹,时任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最初选择了用“拉高利率,抽高息口”来应对。一边买入炒家抛售的港币,同时抽紧银根,收紧向香港各银行发放的贷款,拉高拆借成本。这一招在被金管局拿来对付国际炒家时曾经屡屡奏效。任志刚也因此得了个称谓:“任一招”。

为了避免港元受到狙击,抬高投机成本,香港金管局宣布,将不再采用6.25%的官方贴现率向那些借款过多的银行提供资金,而是要根据情况以惩罚性的利率来调整资金。这一决定导致银行同业市场利率骤升,一度飙升至300%。?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在会见媒体时表示,维持联系汇率是港府首要目标,为了这一目标而导致利息飙升,属无可避免,并强调港元目前已是处于历史最强水平。

“任一招”这次并没有成功抵挡住索罗斯做空港币的攻势。11月以后,恒生指数一路狂泄,到1998年8月,一度创下了6660点的低点;香港房地产价格暴跌了将近50%。香港面临开埠以来最沉重的打击,也迎来了香港金融发展史上的危机时刻。

在索罗斯大举进攻香港金融市场的时候,鄂志寰也在密切关注香港金融市场的变化。最紧张的时刻几乎是一天出一份跟踪报告。她表示,索罗斯操作汇率的手法非常复杂,表面上在攻击汇市,事实上要从股市赚钱。一方面囤积港币,推高港股,做空恒指期货,接着疯狂抛售港元,迫使香港提高利率来维持联系汇率,最后静待恒指暴跌,以赚取暴利。

面对国际炒家的层层攻势,香港政府在关键时刻决定出手救市。1998年8月14日,曾荫权、任志刚、许仕仁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政府同时进入股市和期市的消息。在股票、期指渠道上全面迎击炒家,尤其是要托住股市,绝不能让炒家在看跌的期指上捞钱。

关键时刻,中资及本地资金入市,24家蓝筹、红筹上市公司从市场回购股份,与对手展开了针对8月股指期货合约的争夺战。投机炒家要打压指数,港府则要守住指数,迫使投机者的合约无法于8月底之前如数套现。包括中银、获多利、和升等多家证券行同时入市,与香港政府一起大量买入国际炒家抛空的8月股指期货合约,目标是不惜成本将期指抬高过炒家7500点的平均建仓价位。24日收市时,期指推高到了7820点。

1998年8月28日,是恒生指数期货8月合约的结算日,国际炒家们手里有大批期货单子到期必须出手。若当天股市、汇市能稳定在高位或继续向上突破,炒家们将损失数亿甚至10多亿美元的血本,反之港府之前投入的数百亿港元就等于扔进了大海。上午10点交易开始后,成交额开始大幅上升,无论有多少抛售,香港政府都照单全收。随着下午4点整的钟声响起,显示屏上不断跳动的恒指、期指、成交金额最终分别锁定在7829点、7851点和790亿三个数字上,创下了香港市场单日最高交易纪录。曾荫权随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港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

对于香港金融市场的阻击者和保卫者来说,这绝对是个惊心动魄的8月。对于香港政府而言,放弃“零干预政策”,动用外汇储备干预股市与期市的做法在当时经受了很大压力。鄂志寰分析说,对于香港政府来说,在特定的时期选择正面迎敌,是一个突破常规的举动,也正是因为索罗斯没有预想到香港会出此奇招,才铩羽而归。

从尊重自由市场规律,到放弃零干预入市,对于当时的香港政府来说,作出这一步是否正确有太多未知。香港电台在之后的一期节目中披露了曾荫权写给弟弟的一封家书,更多的细节才首次被外界得知。

信中写道:“今次政府在股票和期指市场有所行动,是迫不得已的决定。我希望你明白,若政府再不采取行动,股市就会因为被人操控而跌至不合理的水平、利息会持续高企、联系汇率不断受压,而经济复苏更只会遥遥无期……政府参与市场是个两难的决定。我既作了决定,便要坚守原则,接受批评。我会加倍努力,好向香港人交代……我们的日子是十分艰难的。但我不相信我们香港市民会输。”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燕 采访报道)

责编:曹煦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50期)


 

2018年第50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2018年第50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网络编辑:崔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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