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8期）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是开放、分工与合作。一组相互协调良好的区域经济，可以使地理位置、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不同的地区承担不同的经济功能，实现单个孤立市场无法达到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

中国是一个大国，理当相比一般国家，更为充分地利用自身规模经济和配套性强的比较优势，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而从实践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部分区域（例如，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出现与深化，确实对“中国奇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然，诚如《意见》所指出，“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区域分化现象逐渐显现，无序开发与恶性竞争仍然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根子在于某些机制难以适应，甚至矛盾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建立更加科学、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机制创新的原点意义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例如，基于市场自发秩序，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各地间完全可以通过合作，形成相互产业配套，实现最优产出水平。

那么，为什么中国始终存在较为严重的市场分割与产业同构现象呢？追根溯源，原因无非在于：其一，我国地方各级政府在辖区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其二，政绩考核的同一性，很容易驱动地方政府忽略各自辖区禀赋条件与发展水平互补性，竞相采取以邻为壑的“囚徒”策略，以争取基本一律的更多出口与投资。

可以想象，如果不能对上述机制进行矫正，甚至试图通过更大力度的政府介入，去解决这个原本并非市场失灵造成的问题，效果很可能不尽如人意。比如，此前曾经以用地指标为抓手，人为迫使发达地区加速“腾笼换鸟”，以推进地区平衡与产业升级；但其副作用则是，由于此举多少违背了产业集聚的内在趋向，因此，某些研究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构成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从2003年起下滑的原因之一。

其实，类似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新机制获得更好解决，例如《意见》中要求的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等等。应该看到，当下新出现的重大形势变迁是，中国依靠出口与投资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基本已经走到尽头，中国以及中国各地区下一步的发展，必须转向更为注重挖掘国内市场一体化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因此，在这种倒逼形成的巨大压力下，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破旧立新已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2018年第4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