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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40个瞬间| 家庭联产承包(1978年11月24日)

实践证明,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提升了中国农业生产力,也为中国改革全面铺开做出了重要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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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24日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村民挤在一间破旧的屋子里,他们冒着坐牢的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手印,决定实施“大包干”。由此发生的变革,彻底改变了中国大地上的农民、农村和农业。

p38 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合影

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合影

1958年之后的两年,“大跃进”宣告失败,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在刘少奇主持经济调整工作时提出了“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但1962年之后,尤其在“文革”开始之后,“三自一包”变成了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

1964年,中国涌现了农业发展的一面新旗帜“山西大寨”。资料记载:大寨一共十个小村,七十八户人家,周边七梁八坡,农业条件艰难。但大寨人齐心协力,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开梯田治理荒山,实现粮食增产,从而被山西晋中地委树为模范。当年年底,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此大寨成为全国农业学习的榜样。

此后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曲折历史和改革坚冰,实际都指向一个不可逾越的原则: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都是否定“大寨旗帜”。

在“两个凡是”禁锢之下,如何冲破公社,把集体土地分给一家一户去承包经营,完成“公粮目标责任”之后的一切收入归农民自己所有,以此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力,在当时谈何容易?所以,改革开放40年间,最初的农业改革是偷着干出来的。

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的“18个红手印”就是偷着按的;强调尊重生产队和农民自主权的“安徽省委六条”以及通过“借地种麦”引导农民“包产到户”,这都是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背着中央下发干的。1979年6月18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式会间休息时,万里跑到大会主席团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怎么办?陈云答复:我双手赞成。

关键时刻,陈云的表态让万里定了心,也让包产到户开始在阳光下试行。事实证明,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第一年就收获66吨粮食,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5年收成的总和。

p39 这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包产到户”契约。

这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包产到户”契约。

p39-2 当年小岗村按“红手印”的茅草屋。

当年小岗村按“红手印”的茅草屋。

1980年初春,万里调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后任国务院副总理。1981年12月,万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小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应当给包产到户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户口。”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之后,中央连续三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给予充分肯定,并在政策上积极引导,从而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责任制迅速在全国广泛推行,人民公社制度随之解体;1998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以及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1999年再次修改宪法时,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为“家庭承包经营”。

实践证明,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提升了中国农业生产力,也为中国改革全面铺开做出了重要示范。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3.04亿吨,2017年这个数字变成了6.2亿吨;GDP从1978年的3678.70亿元发展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平均每年增长9.5%。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农业改革的新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之后的“确权”让农民有了财产,以此为基础,土地流转、股份合作制等不断为中国农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力。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亲历者王郁昭

我为“包产到户”做好了被撤职的准备

 

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

1975年,我来到安徽滁县任职,历任滁县地区革委会主任、副书记、书记。

1977年上半年,我们组织了300多名干部,深入到400多个生产队进行调查,并向省委上交了报告——《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

当年6月份,刚刚上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的万里同志看到这份报告后,立即批转给各地、市委,指出滁县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报告所提的意见,可供各地参考。”这是万里到安徽后批转的第一个报告。

同时,省委第二书记顾卓新,让我从100多篇调查报告中选择几十篇印成书发给各地参考。此后省委负责同志又亲自到农村调查,在滁县地委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决定》(简称“省委六条”),经全省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后,于11月下旬公布,在全省贯彻执行。

“省委六条”的主要内容有: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情况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只需个人干的活可以责任到人;允许和鼓励社员自主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

这些规定现在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尚属“禁区”,具有较大的冲击力,反响强烈,深受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欢迎。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文章《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

小岗村的“生死文书”

1978年滁县地区遭受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9月初,地委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布置生产自救和秋耕秋种。此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已经进行了几个月,“两个凡是”的观点正受到质疑。

会上,许多公社干部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农业长期上不去,原因究竟在哪里?一个公社上不去,两个公社上不去,为什么全区240多个公社都上不去?难道我们都是笨蛋吗?

公社干部强烈要求地委解放思想,放手让下面干,干好了不求表扬,干不好自动下台。

更令人奇怪的是,在普遍减产的情况下,来安和天长两个县的几个公社却全面增产。于是我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这几位公社书记这才公开了三个“秘密武器”: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组;天长县新街公社实行棉花包产到户;来安县广大公社实行了干部岗位责任制,年终时按各项生产指标实行奖罚。

会后,我立即赶到省会合肥,向万里书记作了详细的汇报。万里立即指示:“对这三个典型社队要进行详细调查,并向省委写出报告。”

看到调查报告后,万里随即通知地委进行试点。我们立即组织试点。结果,各县纷纷要求扩大试点范围,许多公社争当试点,不是试点的公社也自发加入。

随着包产到组的发展,一部分生产队暗中开始了“包产到户”,其中就有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也就是现在家喻户晓的小岗村。

1978年秋天,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带领18户人家搞了大包干;年底,18位社员偷偷摸摸签订了一份“生死文书”, 在那张大纸上摁上了自己的手印。

坦率地说,当时的一些细节我不是很清楚。但到了第二年,小岗生产队创造了奇迹。18户农民有12户超过万斤粮,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以来20年的总和,社员收入比上年增长了6倍。自1957年起,23年来,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和油料任务,分别超额6倍和80倍。

农民群众对“大包干”赞不绝口:“鞋合脚,政策好。人出力,地献宝!”“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社员都想搞。只要干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决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发展路线。

包产到户有了“地方户口”

1980年春节前,万里同志来到小岗生产队,挨门挨户看了一遍,非常高兴。有人指责小岗生产队是开倒车,他当即表态,“地委同意你们先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先干五年。只要多打粮食,对国家多贡献,集体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改善,干一辈子也不是开倒车。”

1980年初,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我作了题为 《顺应民心,积极引导》的发言,要求给“大包干”报个户口,承认它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形式。我认为劳动者的积极性高与低,是检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标志,实践证明大包干到户责任制,就是让农民穿上了“合脚鞋”,因而中国的农业才能跨大步。

后来,在会议总结时,万里同志指出:“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你不给他报户口,行吗?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等于单干,单干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

由此,大包干责任制终于在安徽省报上了户口,但这是地方户口,只能在省内通行。虽然“大包干”得到安徽省委的承认,但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

遗憾的是,1980年春,万里离开安徽到中央工作。其后,大包干的争论在全省乃至全国展开。

“小平同志谈话”带来艳阳天

1980年上半年,省委连续召开了蚌埠、芜湖、巢湖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大包干遭到了猛烈批评。

形势急转直下,有的县下令不许搞包产到户,搞了的要限期收回。滁县该何去何从?难道大包干真的是一种倒退?就在此时,我在省委意外看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一份内部谈话。

邓小平同志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这个谈话让我振奋不已,更坚定了我的信心。当时这个谈话尚未公开发表,但我迅速向所属各县委书记做了传达。

但在1980年8月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除了滁县、六安地区外,其他地区基本是“一边倒”,对“大包干”形成围攻之势。在这种形势下,我在会上首先强调包产到户可以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劳动者积极性的高与低,是检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根本标志;同时,列举了实地调查数据表明,增产最多的是包产到户,次之是包产到组,而“大呼隆”的生产队只能是平产或减产。

最后,我说:“如果上级不同意,那就请上级正式发个文件,进行纠正,我作为共产党员、作为下级,服从就是了。不要像现在这样,今天这里批,明天那里批,施加压力,搞得人心惶惶,整天提心吊胆。我已准备被撤职,但问心无愧,对得起党,对得起老百姓。”

当时全场气氛紧张,鸦雀无声。由于分歧很大,省委第二书记顾卓新建议把邓小平那篇谈话念一遍,作为会议总结。从那以后,包产到户就迎来了艳阳天。

1993年3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载入宪法。

(此文根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2009年的采访报道综合整理)

责编:曹煦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50期)


 

2018年第50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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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崔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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