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1期）

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并非现在才有的问题，而是2010年就存在了，民营经济当前出现的问题，也是从2010年开始量变到现在的质变积累的结果。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关键在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错配。

中国2010年起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但货币政策在实际执行中是紧缩货币政策，即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组合。需要说明的是，2010年宏观经济背景是“中国退出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并非坏事，关键在于如何退出？

当时综合分析后，我们曾提出建议，应该从财政端退出。具体理由是，信贷、M2等与金融相关的指标增长过快主要是因财政投资项目增长过快所致。既然如此，退出就应该从财政端退出：延缓项目审批，把原工期计划稍微拉长，财政投资增速下降，贷款和M2增速自然回落，而且CPI也会因原材料需求减少而自然回落。

遗憾的是，有关部门选择了从货币端退出。这就构成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的组合，这是个严重的错配。如果积极财政政策与紧缩货币政策长期实施，将导致严重后果：大量政府项目需要占用大量的金融资源，而此时货币和信贷同时收紧，将导致企业尤其是中小微民营企业资金枯竭，从而导致中国“主动性经济增长动力（官方说法是内生性经济增长动力）”减弱。

之后的事实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当年的判断。比如，“高利贷风波”2012年开始在浙江温州发酵，大量民营企业把资金抽出来冲进小微金融的高利贷，这也是中国金融短期化、脱实向虚的第一波；此后，“姜你军”“蒜你狠”登场。更严重的是，经济主动性增长动力不断弱化需要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尤其是2014年之后，中国GDP增速频频出现“断崖现象”，需要政府加大投资予以托底。国有企业负债过高也与此不无关系。中小企业过长时间告贷无门，就会演化为放弃实业“不干了”。这实际上是宏观经济政策错配的后果。

现在是否已经解决了宏观经济政策错配问题？应该说还未彻底解决。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性货币政策是否考虑到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货币信贷的需求？中性货币政策应首先包括支撑积极财政政策所需货币信贷的需求，然后才是货币中性安排。

当下市场也说明了这样的问题。比如，尽管“收短放长”的货币操作可以从长期增加信贷供给，但短期看，按照中性货币政策安排，中小民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依然存在。因为，长期信贷被积极财政政策大量占用，而留给中小微企业的只能是又短又贵的金融资源，这也是为什么民营实体经济深感货币过紧，期盼央行予以宽松。

所以，需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适当调整，而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安排需要同时考虑两方面货币供给问题：首先，需要计算清楚积极财政政策“对货币信贷的年度需求”，这是刚性的需求；其次，除去积极财政政策所需货币信贷之外，再看其他一般性企业发展需求，这需要做出中性或略偏宽松的安排。两项相加得出的货币供给总量会大于当下水平，但这并非宽松货币政策，而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总之，中国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不能允许“积极财政政策吸干金融资源而使民营企业告贷无门”的现象继续发酵，防止中国主动性经济增长动力进一步弱化。

责编：陈栋栋

2018年第41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