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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王鹏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1期）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日在白宫宣布，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已达成新的贸易协定——“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取代之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根据新协定，墨西哥与加拿大同意加大在劳工权益、环境、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保护力度，放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根据程序，美墨加三国领导人最早可在今年11月30日签署新协定。随后，新协定文本将送交各国立法机构审议。如获通过，新协定将正式生效。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0月1日通过发言人表示，新协定将使北美三国更加紧密，提升竞争力。墨西哥当选总统洛佩斯的贸易谈判代表赛亚德表示，新协定“将给北美地区的贸易带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

国际舆论对这份形成之中的协定草案颇有争议。争辩的焦点是：谁才是美墨加新协定的（最大）受益者？譬如有评论认为，墨西哥汽车工人、美国的奶农和美加汽车制造业将是受益较大的几方。但美墨加三国政府内部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从中长期看，新协定如果签订，将给美墨加三国各自带来哪些新机遇和新挑战？从更宏观的意义上讲，这一协定对全球贸易又将带来何种冲击？

谁是赢家？

目前，仅从公布的草案文本上看，美国占了一定便宜。这些零碎的好处，经过特朗普式“全媒体宣传攻势”的扩大，似乎也正在为他进行中的中期选举造势。譬如，特朗普在农产品、乳产品的要价似乎已经为他在农业州赢得了一些好感。在新协定中，加拿大被迫向美开放约3.5%的乳品市场份额。与此同时，面对国内奶农的抗议，加政府不得不做出提供经济补偿的承诺。

而加拿大与墨西哥方面，无论是按照“非零和博弈”的自由贸易的精神，还是按照特朗普式的“零和博弈”算计来看，这两国总体上似乎都有所亏输。如果我们承认公平自由的贸易是最有利于交易各方福利最大化的这一假设，那么显然加、墨两国在特朗普压力下的屈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对自由贸易精神“共谋式的背离”。而用特朗普的零和视角来看，随着一系列具体进出口准入政策的调整，美国在对加、墨的双边贸易上，扩大了其出超的优势。

不妨以特朗普最为自得的汽车领域为例。新协定中加、墨的限定不在配额，而在原产地条款。譬如，协定规定墨产汽车要想规避进入美国市场时的关税，必须将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增值比例从原先的62.5%上调至75%，且40%～50%的汽车零部件要由时薪不低于16美元的工人生产。这些硬性数据对当下的墨西哥汽车产业，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管理上可以说都设置了不低的门槛。

当然，在加、墨两国的“拼死抵抗”下，特朗普再咄咄逼人也无法一次性把所有的便宜占尽。在汽车进口配额上，新协定规定今后加、墨两国每年能够出口到美国市场的汽车将限制在260万辆之下。特朗普对此可谓是津津乐道，称自己“为大湖区的产业工人做了一件大好事”。可加、墨两国的谈判代表则向本国民众和工会表示，这一协定纯属发给特朗普总统的“安慰奖”。因为在2017年，加、墨对美汽车出口分别为180万辆和170万辆，即仅占到260万辆新配额上限的69%和65%，故未来对美出口还有“较大上升空间”。或许这也成为某种带有黑色幽默色彩的“特朗普式双赢”结果吧。

此外，由于加拿大谈判代表的节节抵抗，被特朗普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争端解决机制”终究被保留了下来。这一机制可以被加拿大政府用来保护本国木材生产商，使其免受美国反倾销关税的影响。有评论认为，这一让步是特朗普为了拉拢加、墨抱团一致对外而给出的小糖果。

协定有“毒丸”：禁止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另签自贸协定

美墨加新协定本质上是反对自由贸易的。这一点，这三国倒也诚实，毕竟他们目前公布的协定草案全称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简称USMCA)，而没有叫“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US-M-C FTA）。

从内容上看，USMCA文本中有许多对直接数量的控制，譬如加拿大、墨西哥汽车对美出口的关税配额，还有汽车出口零部件加工比例、工人每小时工资等细节。这些条款看似体现了特朗普对蓝领工人的“人文关怀”，其实不过是通过增加全球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生产廉价汽车的难度系数，来为美国汽车产业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对此，墨西哥的劳工组织颇有怨言。

还有最让人警惕的所谓的“毒丸”条款：USMCA对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有明文规定，即美墨加三国都不得“擅自”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协定；如某一缔约方与其他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贸协定，则必须允许其他缔约方在发出通知6个月后终止本协定，并代之以新协定。

这实际上就是美国用来禁止加拿大和墨西哥与其他特朗普眼中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因此，如果该协定被三国国会批准并正式生效，那么他们中此前与其他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已经签署的自贸协定将被封禁。已经有传闻称，美国方面正谋求和日本、韩国、欧盟也达成类似的协定，尤其是加入这样的排他性条款。

这种带有极高强制性、捆绑性的经贸条款，在过去数十年的世贸实践中本已被国际社会所抛弃；然而在特朗普的“招魂”下却堂而皇之地死灰复燃。对此，国际社会和资本市场已经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焦虑和紧张。

综上所述，USMCA所表现出的种种鲜明特征，已经证明它并不是按照自由贸易的原则来进行的；其文本中的各项特例、规定，也明显违反了世贸组织的“非歧视原则”和“自由流动原则”。这一整套慑于特朗普所谓“美国优先”原则之下的大妥协，不仅是对加拿大、墨西哥两国经济主权的粗暴践踏，也是对战后70多年来美国所力推的多边主义国际自由贸易基本原则的背叛。

由此可见，特朗普所自我夸耀的“已成功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升级’为美墨加协定（USMCA）”，恐怕实质上并非“升级”，而是“降级”“退化”。对上述逆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趋势，国际社会和资本市场都表现出忧虑。未来的WTO及其所代表的多边主义、全球主义、自由贸易，究竟将何去何从，牵动着国际社会敏感脆弱的神经。

编辑：牛绮思

2018年第41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