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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40个瞬间| 经济特区

深圳只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缩影;如今,改革开放正在让更多的城市变成深圳,中国也因此而变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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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缩影;如今,改革开放正在让更多的城市变成深圳,中国也因此而变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p30-▲ 1984 年1 月26 日,邓小平(左前)在深圳蛇口“海上世界”旅游中心眺望蛇口工业区。

1984 年1 月26 日,邓小平(左前)在深圳蛇口“海上世界”旅游中心眺望蛇口工业区。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从此,这里开始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3月,深圳——一个不起眼的边陲小镇正式设市;8月,深圳镇从中国地图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深圳市。深圳,承载着中国改革试验田的功能和使命,被称为中国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起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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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邓小平为深圳特区的题词。

1980年8月,全国人大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1981年3月,深圳市升格为副省级市;1984年1月24日至26日,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988年11月,国务院批准深圳市为计划单列市,并赋予其省级经济管理权限;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诞生;1992年,邓小平二次视察深圳,制止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为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992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市政府制定地方法律和法规的权力;2004年,深圳成为全国首个无农村无农民的城市;2010年5月31日,中央批准了深圳扩大特区版图的申请,特区总面积由395平方公里扩容为1948平方公里,接近香港面积的两倍。

p31-2 1985 年,深圳的深南大道仍然是一条狭窄的柏油路,路上车辆稀少。

1985 年,深圳的深南大道仍然是一条狭窄的柏油路,路上车辆稀少。

2012年12月7日,中共十八大刚刚闭幕20多天,新任总书记习近平追随父辈的脚步来到深圳。据深圳市志记载,广东省委于1979年1月首提在广东创办经济特区构想,同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仲勋(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向中央汇报工作时,建议利用广东临近港澳的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邓小平听后指出: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次年8月26日,习仲勋主导成立了中国首个经济特区。

当年,小平同志让习仲勋杀出的那条“血路”,已经变成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而如今的中国也已进入全面改革开放阶段,在十八大后的深圳视察中,习近平表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p31-3 2015 年的深圳深南大道

2015 年的深圳深南大道

就在习近平视察深圳的这一年,深圳已跻身2000亿美元城市俱乐部,人均GDP超过1.9万美元,每平方公里产出超过1亿美元,每平方公里产生的全口径公共财政收入超过2.25亿元人民币,均居内地大中城市首位;产业结构优化创造“三个新高”: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5.7%,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达68%,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重超过25%。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在2012年深圳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5091.4亿元的工业增加值、2713.7亿美元的外贸出口总额等指标,但已经找不到外商投资规模的数据。在深圳,内资和外资的区别已不再强调,也不再分别单列。

深圳只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缩影;如今,改革开放正在让更多的城市变成深圳,中国也因此而变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亲历者 吴南生 邹尔康

深圳特区:杀出一条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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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末,跟全国一样,广东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彼时,贫穷、落魄的广东与毗邻的香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这种反差的刺激下,广东边境的农民外逃出港成为突出现象。

1977年11月,邓小平复出后首站到广东视察,广东省委的领导向他汇报了这个问题。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个情节后来被认为是为提出创办经济特区埋下了伏笔。

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但归根结底还是因贫穷而生的强烈的改革开放的迫切愿望。

1979年2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到汕头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汕头是吴南生的老家,那里的贫穷和破败令吴南生震惊。“大家一起穷,你穷我也穷,破旧得非常可怕。我再三地想,怎么办?怎样才能快一点改变这个局面?”吴南生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找来香港商界的朋友们帮忙出主意,他们建议说,搞自由港或出口加工区,这样最快,香港、台湾和新加坡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吴南生马上给广东省委写了一封信,说汕头利用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潜力很大,应当“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

回到广州后,广东省委立即开会研究此事。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说:要搞都搞,全省都搞!吴南生说,“他不知道不能全省都搞的,全省都搞不得了!最后商量,在汕头、深圳、珠海3个地方搞。”

习仲勋要求他们写一个报告,当年4月他到北京开会,当面向中央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中央同意了广东的建议。最后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地划出一定地区试办特区。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行试办。

但这些地方的名字还定不下来。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没有钱,只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特区建设要启动,开办资金从哪里来?

曾任深圳市副市长的邹尔康对媒体回忆说,深圳当时就是一穷二白,基础设施条件极差,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没有宾馆,什么也没有。“你总得搞一些基础设施。第一个难关就是资金问题,广东省领导到中央去,希望中央给个钱。小平同志讲,‘中央没有钱,但是可以给政策,你们去杀出一条血路来’。”

“没有钱,只能杀出一条血路来。血路怎么来的?中央给了几个政策,允许外来资本,允许银行贷款,从各种渠道筹钱。后来才知道钱能生钱,这个理念是香港人带进来的。”邹尔康举例说,有个外商在深圳建一个楼,规划是建5层,第3层建好了,就开始卖,一路建,一路卖房子,就这样滚动。“钱能生钱,这就是市场经济。”

但万事开头难,吴南生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他原想借助外商先把基础设施建设给做起来,但外商不肯。

那年冬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来到深圳,吴南生陪着一路看,当时正在修路,到处灰尘滚滚。他对谷牧说:“我要做馒头总要有点酵母,没有点酵母我怎么做?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贷款?”谷牧说:“那这样吧,我给你贷3000万,3000万你一年也够用了。”靠着这3000万,吴南生修了深圳第一条主干道深南大道。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立法。香港总商会的人建议吴南生说:“你无论如何也得立法,你不立法谁敢来?没有立法的国家外国人最怕。”吴南生深以为然,立即主持起草了《广东省经济特区工作条例》。

一年之后,全国人大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工作条例》。条例一宣布,大家的心都安定下来了,深圳人不再出逃香港,相反,香港的有钱人却跨过罗湖桥来赚钱了。吸引他们的是深圳的商机,这里税收便宜、工资便宜、土地便宜……到处都是赚钱的机会。

“深圳特区一办,确实很快见效,这是你很难想象的。中央各部委,各省的干部子女都来到深圳。”吴南生形容说,那是藏龙卧虎之地。“我在那里,每天来找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有老朋友的孩子,不熟悉的也有。来了就说:‘叔叔,我爸爸让我来向您问个好。’我想,你爸爸是谁呀?‘叔叔我要买东西,没有港币,您帮我凑点港币?’都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深圳的工资远高于内陆地区,对人才有极大的吸引力。谷牧有一次到深圳来,在酒店吃饭,他问一个服务员说:“你一个月的工资多少?”服务员回答说:“450。”谷牧开玩笑说,“哎呀!你比我还多,那你要请客。”

但质疑也随之而来,例如,“深圳除了五星红旗以外,其他的都变了”,“经济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等等。

吴南生生前对媒体回忆说,“1982年最困难的时候,邓小平来到广东过年,任仲夷找他汇报,他说:‘不听汇报,就是休息。’”为什么不让汇报,也不说话?“因为中央开了两省会议,陈云同志发表了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谈话。”吴南生说,这之后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都压在我身上,因为主要是对着特区来的。压力不但来自北京,还有我们这里一些人‘造反’,你毫无办法。”

关键时刻,谷牧一直为他顶着。“没有他在上面顶着,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那就大祸临头。”吴南生说,中国办特区,谷牧是第一功臣。

另一方面,当时国际上对中国是否真的长期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也半信半疑。

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一切的问题一直等到特区成立5年以后,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才得以解决。

吴南生回忆,邓小平到了深圳,他们给他汇报工作,完了请他作指示,邓说:“我现在不说,等回到北京再说。”

“把大家都吓坏了。”吴南生说,第二天参观过后,好一点了。到了蛇口,又好一点了。在深圳请他题词他不题,到了蛇口请他题,题了个“海上世界”。到了珠海,就题了“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个消息传到深圳,深圳市委整个就发疯了。珠海经济特区好,那就是深圳特区不好,那怎么办啊?”

深圳立刻派人到广州等邓小平从珠海回广州,找他题字。等了三天,大年三十这一天早晨,小平从外面散步回来,邓榕把纸和墨都准备好了说,人家专门赶来要请你题个字,给他们写一个吧?

邓小平最后题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题字以后,“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所有市长书记都要求办特区,过去都把特区看作是另类的,现在知道是对的。”全国城市的干部们分批到深圳学习,深圳正在发生的一切令他们感到新鲜。中央也邀请外国使节分批分次地到深圳来考察,他们相信,中国真的要改革开放了。

同年,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在四大特区之外又批了从大连到北海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沿用特区的某些政策。

1984年也因此成为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发展最为关键的一年。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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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39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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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崔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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