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王鹏

编辑：牛绮思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35期）

8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宣布，美国已经与墨西哥达成“史上最大贸易协议之一”，并表示打算终止美、加、墨三国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据消息人士称，两国在此前的几天里，在能源和汽车领域的谈判取得重大突破。对此，特朗普不无得意地说，马上他就会用一项美墨双边协定取代NAFTA。到那时，摆在加拿大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加入美墨新协定，要么面临美墨的关税惩罚。与此同时，美国的制造业将全面复兴，大批的工作机会即将流回。

消息一出，有人认为这是NAFTA的“全面升级”，使北美地区朝着“更加公平”“更有效率”的经贸一体化迈进；也有人忧心忡忡，认为这是特朗普的手腕，旨在“柿子专捡软的捏”——先拿下最弱的墨西哥，然后拿着美墨协定“倒逼”加拿大就范，如此则将危害自由贸易的公平性与公正性。

尴尬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究竟有何不满？

所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美、加、墨于1992年签署的关于三国间全面自由贸易协定，于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从而宣告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彼时，NAFTA虽然只有3个成员国，却凭着3.6亿人口、6.45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以及1.37万亿美元的年贸易总额力压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数据显示，协定签署后的20年间，美、加、墨三国的贸易额增长了3倍。然而，2017年，奉行经济民族主义的特朗普上任后，便屡屡公开表达对这一协定的不满，甚至扬言美国将退出北美自贸区，认为这些协定片面有利他国而对美不利，使外国产品大量输入美国，远多于美国的出口额，导致美国际贸易逆差激增，同时造成了美国大量工作岗位流失。

在美方的一再要求下，墨西哥与美国开启了数轮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也左右开弓、南北出击，一方面在谈判桌上威压墨西哥，还在今年5月指使美国商务部以“加拿大、墨西哥等国输美汽车及零部件涉嫌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进行所谓的调查。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显然是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给谈判对手施压罢了。也有经济学家估计，所谓的“退出”不可行，充其量只是一种威胁，这是因为在三国现有经济相互渗透与依赖的前提下，美国单方面地贸然“退出”只会使自身的经济雪上加霜。

特朗普的“小手段”

或许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加拿大在特朗普的威逼之下，始终没有轻易就范。过去的一年中，加拿大的谈判代表在不断地更改NAFTA条款，但在过去的5周里，加拿大并没有参与讨论。于是，美方加紧了对墨西哥的谈判节奏。

某种程度上说，特朗普很走运，因为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抓住了墨西哥新旧政府交替的机会。由于墨西哥国内政治的原因，此次特朗普实际面对的是两个谈判对手——即将离任的墨西哥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与即将上任的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前者想要借保留《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些制度性安排来约束继任者，而对后者而言，如能在自己上任前与美方达成协定，则能将美国可能带来的负面政治冲击减弱。特朗普或许恰恰抓住了二者这样的心态，从而推进了自身的议程与利益。从这个角度讲，特朗普也不愧为一个狡诈的商人总统。

但如果从国际社会的角度看，美墨此举恐怕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原则本来就应该是一种“共同体精神”，即通过团结本区域内的所有国家达成共同遵守的协定来维护、增加共同的利益——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然而，此次特朗普的墨西哥“微操”，实质上背离了共同体精神，而是以骨子里的单边主义或“少边主义”来推行的政策。美国通过双边途径，先与议价能力较弱的谈判对手达成初步共识，然后逐步扩大，一点一点倒逼议价能力较强的对手就范，即要么承认既成事实，向美妥协，要么遭受美国及其“非自愿追随国”的联合围堵。

对此，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论评论道：“新协定达成的方式与协定本身一样令人不安。”从这句评价背后，人们或许能够读出一种道义上的忧患与批判。遗憾的是，美国当前的执政者对国际道义与规则缺乏丝毫的敬畏之心，其眼中只有美国本国的利益和强权的护持。

美墨新协定的后果

这份尚未完全确定的双边协定究竟有多大分量呢？在特朗普本人及其支持者看来，这显然是这位美国总统的最新“政绩”。

但也有观察者认为，这不过是一些表面文章。新协定中，汽车原产地规则的要求变得更高（编者注：美、墨双方达成的初步协定规定，只有当一辆汽车上75%的零部件在美国和墨西哥制造时，车企在进出口时才能获得零关税优惠；而NAFTA之前的规定是62.5%的汽车零部件须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制造）。这可能产生一定的连锁反应，譬如一方面增加汽车整车生产的活动向美国本土的回流，同时借助削减零部件进口的数量来定向排挤其他国家所制造的零部件。可是，对于美国本土的消费者以及全球购买由美国组装出产的整车的消费者而言，将别国产的零部件强行从北美供应链中剔除，究竟会增加他们的购车成本、增加生活负担，还是降低成本、带来实惠，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当北美整车生产体系因其供应链复杂化而推高成本后，来自印度、欧盟、韩国，尤其是日本的汽车生产商有可能通过采取新的、更有效的成本控制手段来降低他们出厂的整车价格，从而赢得北美乃至全球汽车市场的更大份额。而到那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特朗普恐怕又不得不“重操旧业”——通过对这些国家的厂商征收超额关税来平抑他们的成本优势。这又是何苦呢？或许到那时，饱受美国经济“霸凌”之苦的世界各国、各大行业、各大公司，都将联合起来，共同抵制这位高傲的经贸暴君。

2018年第35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