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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钮文新 | 北京报道

见习编辑：陈栋栋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30期）

他走了，我的心情很沉重。

7月21日，那个微胖但身形高高大大、沉稳却健步如飞、敏捷又慢条斯理的老先生周正庆永远离开了我们。

周正庆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是2016年1月，他在出席“中国投资者大会”发表演讲时说，新常态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依靠改革，尤其是依靠作为“十三五”发展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服务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平台，更是中国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石。

这段文字让我百感交集，文中提到的“中国投资者大会”是我在CCTV时每年要张罗的大事之一。从2012年第二届开始，周老作为我们邀请的重要嘉宾年年到场，年年带来重要的演讲。

周正庆最后一次出席中国投资者大会是2016年1月。那天我送老人家离开会场，上车时见他有些颤抖,我跟他说：多多保重，明年等您来。老人家笑着告诉我：放心，每年都来。

“你们问周正庆，他是专家”

许多人是因为周正庆担任了中国证监会的第三任主席（1997年到2000年）才知道他了解他。但鲜有人知道，周正庆作为中国金融业的老领导，其实也是中国证券市场最初的建设者。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改变身份，从过去财政部的一个部门独立出来，开始向中央银行的身份转变，而3年之后的1986年10月，周正庆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1993年6月，升任副行长、党组书记，跻身正部级。

记不清周正庆什么时候和证券结缘，但最早的公开亮相应是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历经百年沧桑的浦江饭店迎来了新中国第一批证券人，现在它已经变成中国证券博物馆了。当年那批人当中，尽管大咖云集，但最核心的只有两位，一是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后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他代表当地党委、政府到场；二是周正庆，他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身份，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宣读了批准交易所成立的文件。在典礼现场，有记者向朱镕基提问有关股票的问题，朱镕基用手一指：“你们问周正庆副行长，他是专家。”这说明朱镕基对周正庆十分信任和赏识。

实际上，朱镕基调入国务院工作后，身边总少不了周正庆。比如清理“三角债”，这是当时摆在国务院面前的最大难题。1989年全国工业企业“三角债”大体500亿元左右，但1990年初则猛增至2000亿元。1990年，国务院成立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的邹家华任组长，周正庆任副组长。1991年6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决定把清理“三角债”作为搞好大中型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突破口，并确定朱镕基抓落实，半年之内要有所突破。

怎么办？1991年底，朱镕基（兼央行行长）令周正庆在央行设立330.5亿元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清欠全国基本建设、技术改造项目近万个，实施所谓的“连环清理”方式，迅速完成1150亿元“三角债”清理，前清后欠、欠大于清的情况得到遏制。

“国务院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

刚刚清理了“三角债”，中国证券史上一件大事提上国务院议事日程。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同时挂牌成立。当年，证券管理机构之所以做出两个层次的安排，是因为中国证监会并非国务院直属部级机构。那时，国内金融干部中懂得证券市场管理的人并不多，所以中国证监会通过“联办”引入一批海外归国的专家，比如高西庆、汪建熙、李青原等，如果严格按照政府机关方式建立中国证监会，工资水平根本不可能留住这些海归人才。

于是就有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国务院成立一个超配的部级协调机构国务院证券委，由朱镕基任主任，两位副主任是从央行副行长位置上调来的刘鸿儒和周道炯。刘鸿儒不仅担任国务院证券委副主任，同时出任首届中国证监会主席。从中国建行行长位置上调来的周道炯，后接任刘鸿儒，成为中国证监会的第二任主席。国务院证券委下设办公室作为具体工作机构，而中国证监会当时只是部级事业单位，专门负责市场建设和证券市场的监管工作。

周正庆是1995年6月从央行副行长、党委书记的位置上调入国务院，并以国务院副秘书长的身份接替朱镕基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任；与此同时，刘鸿儒退休，周道炯接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据周正庆生前回忆，1997年5月，朱镕基找他谈话，让他兼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当时回答说：“我已经是证券委主任了，让更有能力的人来当这个证监会主席吧”。

但是，当时中央已经决定，周正庆没有退路，于是走马上任。不过，他上任一年之后，就把国务院证券委与中国证监会合二为一了，这不是简单的合并。从那天开始，中国证监会从“部级事业单位”变身为国务院直属的“部级单位”。这也是第三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金融管理工作的最后一站。

周正庆就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后，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监管措施，清理整顿了一批场外非法股票交易市场、证券机构、期货市场、证券交易中心、证券投资基金等，仅国内非法股票交易场所就被他关闭了41个，有效抑制了市场潜在风险。2000年2月，周正庆离任，周小川成为继任者。当年3月的全国两会之后，直至2008年3月，周正庆的身份变成了第九、十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海派”与“土派”，以及“5.19行情”

我第一次与周正庆见面应是1999年6月29日，记不太清楚了，那时我在CCTV经济部工作。作为总撰稿、总编导,我当时正在赶制一个重要的大型系列片《资本市场》，它的出品人是周小川、李剑阁和赵化勇，学术顾问是吴敬琏、许小年和李青原。但6月29日这天突然接到任务，让我去采访中国证监会三任主席刘鸿儒、周道炯和周正庆，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7月1日将正式实施。

我和前两位很熟，但唯独与周正庆不曾谋面，不是没机会，而是有些特殊情况。毋庸讳言，中国金融业历来两个圈子，一是从国外回来的“海派”，二是本土成长的“土派”。相比之下，刘鸿儒比较偏重“海派”，周道炯比较随和中性，而周正庆则被认为是比较典型的“土派”。周正庆出任证监会主席之时，恰恰赶上朱镕基面前横着一道大难题：国企改革和解困。

毫无疑问，国企改革需要关停并转一批，政府需要安置大量下岗职工；另一批则需要通过改制上市重新焕发生机。于是，深知朱镕基艰难的周正庆大胆地提出：股市要为国企解困服务。但这句话引发“海派”人士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国企天生僵化低效，而改制上市属于资源错配。但是，周正庆顶下来了。

从实际结果看，国企改革为股市注入了强大的活力，1997年被亚洲金融危机折腾得十分疲弱的股市，在国企改革的背景之下，同时还有互联网第一波的促动之下，中国股市启动了第二波“改革牛”，著名的“5.19行情”就是他的代表作。在1999年5月19日多项政策促进下，股市活跃了。第一波“改革牛”应当是“小平南巡”之后启动的。无奈，《资本市场》这部大型系列片基本是“海派”思想，所以，当时我很担心和周正庆见面，但事后想想实在不该，这件事后来变成我心中“永远的结”。

那次采访非常成功，两天时间，前两位老主席都像老朋友聊天，什么问题都能敞开心扉。认识刘鸿儒是在中国证监会成立之前，那时我还是《中华工商时报》证券版记者，而当时证券专业媒体很少，专业记者更少，我是因为总去采访“北京股票市场联合研究设计办公室”（简称“联办”）的一群海派专家，比如王波明、王莉、高西庆、李青原、刘纪鹏等，而他们共尊刘鸿儒为“刘头儿”。

那时，我认识刘鸿儒，刘鸿儒不认识我，后来联办的那些专家被刘鸿儒纳入中国证监会第一批班底，这个过程中磕头碰脑，好几年之后才算慢慢熟悉起来了。认识周道炯是在1993年，当时厉以宁教授主持《证券法》起草，邀请一些金融和法律人士在京城大厦研讨，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周道炯参会，我也在场并在会议间隙与他聊天，聊到新中国早期的国债，我恰好也学习研究过，所以谈得尽兴。也就是说，我和周道炯相识恰好是因为《证券法》，话题也自然从这次研讨会开始了。

“不要总逼迫监管层出手解决问题”

在我预期中，这次采访难度最大的就是周正庆，不仅不熟悉，而且从未谋面，所以做的功课也最多，但因为知道他是在任主席，所以也基本预期就是官话套话。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正在会议室和一群媒体人交流，我坐在一边，发现周正庆说话其实非常直率，并不避谈股市行情。在他心目中，只有股市每年都有一定幅度的上涨，才和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吻合，才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欢迎的股市。会议结束，他非常和蔼地叫了一声我的名字，好像早就知道，并轻推着我的肩膀进入他的办公室。

那时，他抽烟，我一看笑了，我也想抽。他问，你抽什么烟，我顺手拿出习惯的红塔山，他说“还是抽我的吧，我的烟比你的好”。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两个机位摆好，我们面对面而坐，我开始提问：7月1日《证券法》正式实施，证监会工作会发生变化吗？“依法监管的时代开始了。”他侃侃而谈，毫不隐晦观点，让我感到意外。

20年过去了，当时他说了些什么我已模糊了，但“依法监管的时代开始了”这句话我永远都不会忘。很遗憾，那时候互联网在中国刚刚起步，还不支持视频，所以今天在网上根本找不到那段采访。不过，它在1999年7月1日21点30分的《经济半小时》栏目里播出，时任该栏目主编（现供职CCTV财经频道）高先民编辑，并取题为《三代掌门人，一部证券法》,得到当年CCTV经济部主任王文斌的赞赏：问得好、答得好、编得好。但我明白，不是问得好、编得好，而是中国证券市场的风风雨雨负载到几位领导者身上的故事太精彩了。

2012年周正庆第一次出席中国投资者大会，演讲的题目是：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股市慢牛。他看到过去股市10年从2000点回到2000点很到痛心。他说：“要重塑理念、重启股市，就当前的实际情况，要非常重视一个问题，即要尽快摆脱股市持续低迷现状，创建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资本市场。”

2016年1月在第六届中国投资者大会上，他提出“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并中肯地告诫：我希望所有资本市场的参与者，一起爱护我们共同的饭碗，不能逞一时之快，而置市场长远发展于不顾，我们期待的是一个能让投资者持续获得收益的资本市场。所以，我们要加强自律，而不要总逼迫监管层出手解决问题，这对市场没好处，对投资者没好处，对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没好处。

今年1月，本该举办第七届中国投资者大会，但因重重困阻，以及我本人离开CCTV进入《中国经济周刊》，所以今年没见周老。但我知道他身体出了问题，还想抽时间去看望他，但没想到，老人家没给我机会。

2018年第30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