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27期）

中国政府近日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该份清单不仅大幅度放宽了市场准入，而且还列出了汽车、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路线图与时间表，增强了开放的可预期性。

开放促进改革，这是中国40年发展历程中宝贵的经验。实证研究表明，即使是在中国内部（也就是在基本类同的制度条件与人力资本条件下），沿海地区之所以比内陆地区发展更快，原因并非如一般想象的那样，即沿海地区先天禀赋更好，而是因为该地区相对更高的开放水平，推动着更深入的体制改革，进而促成了更快的市场发育。

如今处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无疑需要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对外开放。这一时期对于中国真正具备挑战性的课题，已经不再是过往40年中时常会讨论的“要不要进一步扩大开放”，而是如何克服日渐加深的路径依赖与利益纠结，把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共识落实到位。

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并且不断对负面清单瘦身、升级，是新时期开放促改革的强有力举措。通过这一举措，对外，可以明白宣示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坚强信心与坚定决心；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内，可以最大限度地倒逼政府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使包括外商在内的所有市场微观主体，一体面对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

中国是一个高速发展中的大国，面对近期有所涌动的贸易保护主义逆流，只要能坚持把自己的内功锤炼好，就无需忧惧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中国持续发展最大的优势，以及反击贸易保护主义最坚实的底气，就在于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规模与增长潜力，可以为企业提供足够丰厚的成长土壤与投资回报。

当下中国锤炼内功、发挥优势的核心命题，是如何进一步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切分好各自的边界，真正做到法不禁止的，市场主体即可为；法未授权的，政府部门不能为；法有规定的，政府部门必须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接受适度监管。

这种自我改革必然是痛苦的，如果没有足够刚性的约束，很容易碰到痛点就绕着走。譬如在金融领域改革过程中，虽然相比起步之初，中国已取得非常明显的改革成效，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中国亟须通过进一步借鉴、引入国际规则，保障、促进内外资金融机构有序竞争，让改革的步伐更快一些。

推行负面清单就是给中国的改革加上了足够刚性的约束。根据这份清单，长期作为改革主导者的政府给自己明确地划定了行动轨道与行为界限。

2018年第27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