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26期）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决定，从2018年7月5日起，下调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这次降准时机、力度把握精到，其所针对的情况变化是：

一方面，持续年余的去杠杆、强监管政策效应在今年上半年加速呈现，譬如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5月，我国广义货币M2增速进一步回落，比上年同期低1.9个百分点；再譬如截至5月末，我国商业银行资产总规模同比增速仅为6.8%，创有史以来最低纪录，甚至不及过去10年年均增速（17%）的零头……而这种总体趋向稳健、有序的金融态势，为后续货币政策微调创造出了更多灵活机动的空间。

另一方面，随着去杠杆、强监管政策效应加速呈现，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基调逐渐显现出边际力度趋缓的必要性，譬如5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仅为7608亿元，创22个月以来新低，比上年同期减少3023亿元，环比降幅更是超过50%，因此，这就不可避免地部分影响到实体经济融资供给，对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管理，也构成了一些时点性的考验。

所以这次降准是一次主动、及时的相机抉择，市场对此实则早有较一致预期。目前真正留存的分歧点，主要还是集中在今年以来连续降准且力度一次强过一次，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就此转向，去杠杆进程暂告一段落？

在央行反复重申坚持“稳健中性”情况下，上述疑问其实并不难做出解答。中国至少在可预见时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大幅度的货币政策转向。依据在于：

首先，从最直观的政策信号来看，今年以来固然已经3次降准，但这3次降准无一不带有很强的定向性，譬如第一次降准主要为支持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业务，第二次降准主要为帮助商业银行偿还其所借央行的中期借贷便利（MLF），这一次则主要为支持实施“债转股”及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这些定向性操作其实都是对结构性去杠杆的加强，而非削弱。

其次，从中国金融开放趋势下必须接受的外部约束条件来看，中国虽然仍握有货币政策独立性与主动权，但由于当前境外主要经济体已开始步入退出量化宽松的通道，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利差，已渐有脱离“舒适区间”的势头，人民币汇率在美元指数走强的背景下，也已暂别年初强劲升值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继续保持相对适意的外围环境，就必须先立足于维护自身政策平稳，避免“急转弯”自乱阵脚。

最后，抛开所有技术性分析，中国不可能重走货币刺激老路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的货币存量依然巨大；中国的宏观杠杆率依然高企；中国在房地产市场等领域，依然存在挤泡沫的强烈需求；中国的产能过剩、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也依然存在卷土重来的现实可能性。因此，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向高质量发展坚定转向过程中，绝不可能套用收益越来越低、副作用则越来越大的老办法，去应对新时代新的挑战。

2018年第26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