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隆国强

编辑：牛绮思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22期）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届领导人都高度重视科学技术进步，经过几十年努力取得了巨大成绩，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科学技术水平也大幅度提升。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的研发投入位居世界第二位，每年新增的专利数居于世界前列，个别领域已由追赶阶段进入并跑阶段，成绩引人注目。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和先进国家在很多领域还存在差距。

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和我国自身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形势，新的发展动力要靠创新和技术升级。未来，要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更快实现追赶，任务非常艰巨。做好这些工作要处理好六个关系。处理这六个关系不能走极端，要深入研究创新的规律、市场的规律，从中找到合适的“度”，而这个“度”是随着发展的变化而动态变化的。

一要处理好国际合作和自主创新的关系

我们当然需要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在过去这么多年，扩大开放、开展国际合作，是我们实现技术快速追赶的重要途径。在国际合作和创新方面，如果我们处理不好，在有些领域就会陷入“引进、过一段时间又落后了、再引进”的循环之中。如果我们没有在引进的基础上开展自主创新，就会陷入一个不断引进的恶性循环。

但我们强调的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创新。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上来开展创新，即便是在发达程度很高的经济体，如果以封闭的方式搞创新，就一定会落伍。

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一定要用好全球的资源来开展创新，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全球的科技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必须要有一个全球的视野。我们国家有13亿人，是一个大国，但别忘了世界有70亿人口，还有57亿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人也是很聪明的。历史上中国人很聪明，有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交通工具有独轮车、两轮车，也有三轮车，但是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里没有四轮车。

为什么没有四轮车呢？因为四轮车转向的时候，内侧轮子和外侧轮子不一样，必须有独特的转向机制，而我们迟迟没有发明。古希腊人2000多年前就发明了，所以西方2000多年来就一直有四轮车。不是说希腊人比中国人聪明，而是不同国家的人，在做不同的创新。那么就需要我们相互学习，相互取长补短。古代非常封闭，而今天是全球化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们讲创新，讲自主创新，一定要有全球视野，要有开放的心态，既要避免只靠引进不搞创新，但也要避免关起门来搞创新。

二要处理好技术研发和产业生态的关系

没有技术当然谈不上后续，但如果仅仅解决一个技术问题，比如说不计成本开展研发、设计并进行生产，是不是就能够让产业接受？

没那么简单。

民用产品在技术突破的基础上，同时还有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即长期形成的一个产业生态。比如，除了可以打电话，智能手机的大量应用形成了一个生态，所以单独的技术突破，而没有形成产业生态，这个技术未必能够被接受。

民用产品要讲究商业上的可行性。并不是说技术最先进就一定成功，这在国内国外都有教训。当年摩托罗拉提出了一个铱星计划，发射很多卫星，形成借助卫星的通信网络，今天很多公司在想、在做这个事。当时摩托罗拉很超前，技术上来看是非常好的商业计划，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成本太高，所以铱星计划夭折了。

我们今天讨论创新，特别是用创新驱动科技发展，一定要看到技术本身突破的重要性，还要看到形成一个完善的、良好的产业生态的重要性。一定要看到民用技术的应用和国防技术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我们大量的民用技术里面我们要发扬“两弹一星”精神，但是不能照抄照搬“两弹一星”的做法，我们要尊重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规律，要把这两者的关系处理好。

三要处理好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传播的关系

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发明了专利保护的制度。其本质就是赋予发明人一定时间的市场垄断权利，让市场给他提供知识产权带来的这种垄断权，作为一种超额的回报，来激励创新。这之后，创新大幅度增加，工业革命100年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人类历史几千年积累的财富，专利保护功不可没。

在当今世界，应该说各国都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在原来落后的时候，更多的是低成本地在学习、引进并促进知识的传播。随着中国发展阶段不断推进，特别是我们要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时候，知识产权保护就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的法规越来越完善，执法越来越严，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也在不断进步。

随着时代进步，慢慢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比如，在IT产业有大量专利，公司之间是相互授权，如果一个公司没有知识产权，而别的公司有知识产权，那么它就要单向付出大量知识产权费，所以每一个公司都会创造很多知识产权来进行专利交换。

可是有一类公司不进行生产，它只卖知识产权，这种公司就和其他公司没有授权的交换问题，所以知识产权定价出现新的现象，业内开玩笑地称呼这些公司是专利流氓公司。

这些告诉我们知识产权很重要，但是随着知识产权越来越多，创新型的公司越来越多，那么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又出现新的问题需要我们研究。我们既要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好知识产权，来激励创新，同时我们也要防范通过知识产权来影响知识传播的问题。

四要处理好不同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国家创新计划的关系

我们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也提出了很多国家创新计划，这些国家创新计划要想顺利地实施，应该用全球的资源和全球的市场来推进。当然这里面就面临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怎么能够让全球的资源都能参与进来，都能平等参与？

当年发展第三代通信，中国企业提出3G制式TD-SCDMA，我们要把标准变成产品和服务，需要开展大量的研发，从通信设备到手机终端都得有产品。实际上，需要国际国内的企业都参与进来，才能够把标准变成产品、变成服务。当时有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愿意参与，不过不能直接申报我们的科技创新计划，需要找一个中国伙伴，比如和中国的大学一起来做，才可以享受国家的支持。事后我们看，在手机移动终端上，正是这些跨国公司的参与，加速了技术开发，我们的标准才能够实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国家创新计划，如果能够让各种力量，包括全球企业、全球人才都参与进来，毫无疑问，是有助于我们更加顺利地推进国家创新计划的实现。

这就要求我们创造一个环境，让至少是在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国有的、民营的，还是外商投资企业，都能平等参与，凡是在中国注册的企业都要平等对待。所以在国家创新计划中我们要认真研究，真正能够通过政策的调整、体制的创新，汇聚天下英才和资源，加入到国家创新计划中来。

五要处理好数据流动和信息安全之间的关系

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后，数据越来越重要，有人说数据就像当年的石油一样，变成了非常重要的经济资源。对研发来说，数据就更为重要。

现在研发国际化已成趋势，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研发活动，来利用世界不同国家研发方面的优势。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顺应潮流，进行开放创新，必然要涉及到数据的跨境流动。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信息安全问题非常突出，这涉及到个人数据安全、公司数据安全以及国家安全。

所以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实都面临着这一全球性挑战：既应该让数据作为一个新的生产要素，能够在全球尽可能地自由流动，产生效益，这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科学研究的需要，但又要处理好数据的安全保证问题。很多国家出台法律和政策，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数据的跨境流动来确保安全，这确实是个难题。而且这是个非常前沿的问题，需要各国在国际上达成一些规则，在各国内部法律上进行完善。

在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利用全球的资源开展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尽可能地让数据信息自由地流动，但是信息安全和以前传统的安全完全不一样。因此，开展全球科技合作创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论题，是回避不了的。

六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如果把人类历史看得长一点，一方面会发现，市场机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里发挥作用，市场化不断深化，很多国家都是如此。但与此同时，市场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多市场需要政府来制定规则、加强监管，所以政府就变得越来越庞大。比如在美国200多年历史中，美国政府的雇员越来越多，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比例越来越大。所以政府跟市场的关系是各国都面临的问题。

在科技创新和全球科技合作中，同样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即怎么能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尤其对于一个后发经济体来说，政府要有所作为，无为而治对后发国家不适用。所以，政府一定要起到引领的作用，同时还要不断完善市场机制，让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变得更有效。

我认为，有为政府加上有效市场，这两者不可或缺，任何一个领域里面都是如此，尤其是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要深入研究政府怎么有为，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市场如何更好、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不扭曲。

2018年第22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