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20期）

刚刚结束披露的上市公司2017年年报显示，沪市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气象一新：现金分红总额首度突破8000亿元，推出派现方案的企业数量与平均分红比例，也都创下历史新高。

这种焕然一新的市场态势是监管层着力引导取得的成效，来之不易。说它来之不易，不仅因为在实践层面，有A股上市公司“铁公鸡”当道的“深厚传统”，更在于在认知层面，迄今仍不乏观点认为，上市公司分不分红应由企业“自由裁量”，甚至从成熟市场趋势来看，少分红、不分红的企业越来越多，而且越是这类公司越具有活力，投资者因企业成长、股价上升反而获得更丰厚回报。

不能否认，上述观点引用的论据确实存在，穿插其间的逻辑也大致无误，但问题是，具体的结论需要置于具体的前提下方可成立。那些动辄引证谷歌“我们过去从未分红，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分红”的“国际化”“市场派”观点，很可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A股市场与成熟市场巨大的发展鸿沟，因此也就很容易成为“橘生淮北”又一翻版。

置身“A股市场”与“现阶段”这样两个基本约束条件下，上市公司加大现金分红力度应当予以明确鼓励，依据在于：

首先，上市公司加大现金分红力度有利于推动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此前A股市场之所以短线交易过于盛行，同时价值投资反而是一种失败的策略，原因固然不一而足，但这其中，A股上市公司整体低到令人发指的分红水平（甚至远低于银行存款复合利息），必定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投资者在此情况下获得回报的几乎唯一方式，就是短期内将股票在一个更高的价位上进行抛售，而这种赢利模式的逐渐固化，又导致上市公司更无需面对分红压力并进一步加剧投资者短期投机倾向。

其次，上市公司少分红或者不分红的合理性依据是且只能是，其能够将留存的利润进行高效投资继而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可是对比这条标准，A股上市公司做得又如何呢？在此且不说大量实证研究业已表明，其投资效率总体低下，而且更明显的是，近年来上市公司资金闲置的现象也越来越突出。譬如有数据显示，2012—2017年间，A股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规模从区区71亿元起步，经连年暴增后竟已高达1.35万亿元。试问这种情况下，一味攀附谷歌等个例又有多少实际意义？

最后，A股市场当然需要虚心学习境外股市成熟经验，但这种学习要学其实质而非表象，譬如就在看似同一的分红问题上，具体到境内、境外市场不同的情境，其实际指向的其实是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两个命题。因为对于境外股市而言，这个问题实际要回答的是分红是否过多（1971—1993年间，美国公司税后利润中约有50%～70%被用于支付红利），而这，恰恰更说明素有“圈钱”恶习的A股市场需要鼓励现金分红，监管层有必要对此持续关注、引导与督促。

2018年第20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