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胡巍 | 北京报道

责编：陈惟杉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19期）

宋庄的两位关键人物

“‘圆明园画家村’的聚集规模在1992—1993年达到高峰，1995年被驱散，1994年第一批艺术家从圆明园迁到宋庄，2000年初宋庄艺术家的聚集已成规模。”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的栗宪庭曾这样介绍宋庄画家村最初的形成。

“事实上，自圆明园艺术村被驱散后，艺术家到宋庄的初期，他们面临的是和圆明园艺术家同样被驱赶的命运。是（小堡村）村支书崔大柏力保艺术家，才让他们能够在宋庄待下来。其后，宋庄艺术园区建设才成为可能。”栗宪庭说。

最早入驻宋庄的艺术家张惠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最初我们离开圆明园寻找安身之地，类似宋庄的北京村镇很多。在宋庄，小堡村与其他村庄也没有区别。之所以在小堡形成最大集聚，完全是因为这里的崔大柏书记采取了开放态度。”

《宋庄房讼纪实》一书的作者、《海南法制报》前总编辑、宋庄艺术家王立则总结，崔大柏接纳艺术家来小堡村买房租房，有大致三条理由：1.房子大量闲置，不让老百姓拿自家房子赚点钱，逻辑上有问题。2.村民可以在艺术家那里干点泥水活、装修活，挣点儿钱。3.艺术家安分守己，没有给村里带来危害；而且他们都是高学历、有素质的人，身上的“潜在价值”，将来会给村里带来正面影响。

崔大柏让艺术家在宋庄，尤其是在小堡村形成了集聚；而从全镇层面打造文化产业的另一关键人物，是该镇原党委书记胡介报。

胡介报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回忆：“来宋庄之前，我在永顺当镇长，那里以城市建设为主，大搞房地产开发，但我本人有文化产业的情结。2001年，我读到一篇题为《苏荷》的文章。苏荷是美国纽约近郊的一个地方，曾是工业区。二战后，很多兵工厂倒闭，然后艺术家来到这里，把废旧车间改造成工作室，又逐渐衍生出酒吧、画廊，形成一个当代艺术集聚区，后来也成为美国当代艺术的代名词。”

“我2004年2月来宋庄镇当书记，第一件事情是调研。这里以农业、工业为主，污染企业较多。当时国家有个宏观政策，现有工业大院停摆摘牌，宋庄一些盖好的厂房处处空置，也没人来投资。农民住宅大量闲置，达到46%左右。” 胡介报说。

“调研还发现一个我之前不知道的情况，就是艺术家集聚，小堡村有164位，宋庄总共316位。但他们以从事当代艺术为主，还是被边缘化，当做不安定因素被驱赶。《苏荷》那篇文章又在我心里激活了，就考虑能不能打造一个中国的苏荷。后来镇里研究认为，艺术家集聚这一要素，完全可以引导和发展利用。”胡介报说。

胡介报回忆：“（2004年）7月结束调研，8月去城里和艺术家朋友交流，包括栗宪庭、方力钧等知名艺术家，镇里还有崔大柏、李学来等干部。我就问，宋庄能不能借助艺术家要素，打造一个中国的苏荷。方力钧认为可行，还提出就叫中国的宋庄。”

“栗宪庭又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您来宋庄任职是只干三两年，还是真想干件事？文化产业不能急功近利，三两年肯定做不好。’如果为了升官，文化产业就办不起来。”胡介报说，“我回答栗宪庭，作为个人，我可以向组织提请求，只要不是犯了错误，或者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不要轻易把我调离岗位。这样大家都表示认可，支持打造中国宋庄的文化产业。回到宋庄我们又继续调研，起草文化产业实施纲要。宋庄的规划，都是这些艺术家一同参与制定的。”

胡介报说：“把文化产业作为地区发展的方向，就必须服务好艺术家，他们是核心要素。很快，村民的观念也转变了。我到来之初，还有人把艺术家打了，我和崔书记一起去艺术家那里赔礼道歉。所以这还是一个认知问题，如果你把艺术家当做不安定因素，那他们就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你就会天天找他们麻烦；如果你认为他们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他们就成了这个地方的宝贝。”

2011年，当胡介报从镇党委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宋庄已成为北京市先行先试的文化创新区、中国最大的艺术家集聚地。

风波的深层原因：艺术家进村未形成产业，村民未受益

与退下来的胡介报不同，已经61岁的崔大柏仍在小堡村党总支部书记任上，并担任宋庄艺术家党支部书记。针对近来房讼案的二度爆发，他认为这是社会进步和农村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当中涉及的产业问题、析产问题、未来发展方向问题，要陆续明细化、精准化。”

崔大柏说：“艺术家与村民发生纠纷，与这一点有关：艺术家入驻辛店村，没有给村民、村委会带来经济效益。究其原因，是因为艺术家的引进未在当地形成产业。”

他解释说， “引入艺术家，通过产业使老百姓得实惠，村委会必须站在一定高度，提升产业规模，比如解决停车、绿化、上下水、用电等生活配建的问题。当艺术家本身被孤立，没有形成产业链时，村民不能得到实惠，也会对艺术家的态度产生左右摇摆。”

“在小堡村的发展史上，艺术家与村民通过交流，增进彼此了解，也形成了利益上的一致。艺术品在这里走向市场，流通环节带动了许多产业，比如餐饮、耗材、旅游等，旅游又拉动延伸产品，如住宿等。目前小堡村人均年收入达到六七万元，其他村可能停留在两万多元。”

崔大柏还向记者介绍了小堡村部分发展现状和未来规划：“我们还在考虑降低艺术家生活成本的问题。国家正在建设廉租房，我们也计划建设类似的项目。刚毕业的艺术学院学生不可能支付太高的生活成本，我们计划建设一批艺术家的廉价工作室。”

“张海涛与村民发生纠纷，不能完全看成一件坏事。宋庄正在根据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打造艺术小镇，我们建议因势利导，把艺术家向艺术小镇陆续集中，把水、煤改电、卫生、安全等等问题集中在一个区域内解决。据我了解，宋庄有22个村有艺术家，让这22个村都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太分散，成本太高。目前小堡村约有3500名艺术家，相关从业人员将近一万，基建设施已经覆盖到位，可以引导艺术家往小堡及其周边地区靠拢。”

记者在辛店采访了部分村民，他们都表示生活中与艺术家鲜有交集，其到来对于本村影响很小。究其原因，他们提到一点，即辛店村的艺术家数量不足以形成产业。而对于距离约5分钟车程的小堡村，他们普遍表示羡慕，因其经济收入高于辛店。

但据多位艺术家介绍，早期在辛店聚集的艺术家数量仅次于小堡。而宋庄艺术家自发统计的一份清单上，列举了2017年以来遭遇房产纠纷的15户艺术家名单，记者注意到，其中有9户都发生在辛店村。对于发生在辛店村的房产纠纷情况，《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联系上辛店村党支部书记吕国栋，但对方表示其个人不接受采访。

胡介报回顾了李玉兰案，这一波纠纷正是在他任上解决的，他说：“当年我接受央视采访时说：‘赢了官司输了诚信。’白岩松又加上一句：‘赢了现在丢了未来。’”胡介报并不隐瞒自己站在了支持艺术家的立场，从宋庄法庭到北京市中院的系列审理中，判决均让他和艺术家失望。

大量媒体曝光后，案件受到上级重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派员前往宋庄调研，后又在北京市召集知名律师、法学家座谈。直到2009年，李玉兰案获得了一个令各方都能接受的判决结果。

如何盘活农村土地

胡介报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说：“本轮宋庄房讼案的发生，是因为新的城市建设让村民看到拆迁的可能，在这一背景下的利益驱使。”据艺术家及村民介绍，通州正在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辛店村与副中心行政区直线距离仅5公里左右。

胡介报进一步将问题指向土地制度：“症结就是土地政策二元制，农民不具有对土地的支配权利。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不许农民转让，堵死了农民发展的一条道路。实际这种策略，极大限制了城市的智力资本、企业资本、金融资本向农村转移。”

栗宪庭还认为，艺术家或其他城市居民去农村买房，与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进城和转为城市居民，大量造成农村房屋闲置有关，这种情况的发生合情合理，只是国家缺乏相应政策去应对新情况。

胡介报说：“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开始，正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但步子还有望迈得更大，因为试点仍然围绕房地产，集体土地仅用于建设租赁房，不是从农民角度出发，如何盘活农村资本，使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所以未来还有改革空间，比如土地用于产业发展，配套的房地产要凸显产业特色。”

“小堡的文化产业，也会带来房租、房屋价值的上升，但它是以产业为引导、为需求的房地产发展，是文化产业的配套，而不是以房地产为需求的产业发展。最初宋庄的规划，就是50%的产业用地，50%的配套用地，配套就包括住宅、公共设施等等，就是把产业放在首位，其他作为配套。以产业为主导，以配套为服务，所以盖房子就不是用来炒的，而是用来服务的。”

《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19期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