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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业如何来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文章导读: 中国的金融供给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经济增长发挥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但因总体供给水平不高,在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提升及引导经济结构转型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 

金|融|关|点

文| 关浣非

责编:陈惟杉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18期)

金融活动向来具有效率激励与效率约束双重作用,其活动取向既会影响经济增长结构,又会影响经济增长效率,更会影响经济增长导向。金融业如何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影响有多大,归根结底取决于金融业自身的供给能力,这既包括金融业供给的总量,又包括金融业供给的结构及协同程度,还包括金融业的供给层次,更包括金融业供给的效率。

平衡的、充分的、完善的金融供给一定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上佳影响,反之,一定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中国的金融供给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经济增长发挥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但因总体供给水平不高,在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提升及引导经济结构转型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  

中央之所以提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因为中国经济供给与需求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差距,更主要的是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以一种粗放的模式发展,资源消耗水平居高不下,全要素生产力提升乏力,经济增长环境代价沉重,实体经济发展基础日趋薄弱。而这与金融业应有的效率激励和效率约束两大功能未能充分发挥有非常大的联系。

就提升中国金融业供给质量来说,有关方面需前瞻性地考虑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中国金融业必然产生的服务供给要求,通力合作,系统谋划并解决好下面一些问题: 

一、超前谋定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建设。金融体系的构建既事关金融业的服务功能及供给能力,又关系到金融业各组成部分的协同默契,还关系到金融业的发展速度和效率。

中国的现代金融体系必须以专业分工明确,服务方式便捷,供给层次深阔,风险控制到位,各市场联系契合,多元满足实体经济发展、财富管理、风险缓释需要为目标,从制度建设、技术应用、产品和服务提供、风险与效率控制等关键方面入手,围绕金融调控体系、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监管体系、金融环境体系等高标准建设现代金融体系各组成部分的基础、框架、作用及反馈矫正系统,借此全面提升金融业供给质量。  

一个好的金融体系,应包括对经济增长及其效率、对资金供求反应灵敏的货币供给体系,以及无死角覆盖监管对象经营风险的金融监管体系;包括覆盖广泛全面、供给层次分明的间接融资体系及充分有效的股权、债权直接融资体系;包括可满足企业、金融机构甚至个人在全球范围内动员货币资源及进行财富管理的服务体系;包括各类财产及预期收益的保障体系;包括对冲各种市场风险及信用风险,如利率、汇率、通胀、市场波动、信用违约、存量投资萎缩的风险收益保护体系;包括在全球范围内便捷畅达的支付体系和结算体系。这些都要求监管机构和各金融专业机构比照国外先进的金融市场、金融同业,分阶段地确定中国自身应弥补的金融市场内容、供给产品、机制及规则,不断提升中国金融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以及在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力。

二、优化中国的间接融资体系,切实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融资难、融资贵,这是多年来一直被社会诟病的金融供给问题。国内商业银行在资金配置问题上一直在效率和风险两个因素上有失平衡,因自上而下的问责机制,国有银行可能更多考虑的是所谓安全因素,更多的信贷资源投向国有背景的企业,这也是导致国企负债水平一路上升乃至资金被闲置、被转手获利或者被粗放使用的原因,也是导致社会资金二元结构愈发严重的原因;一些股份制银行无论从资金量上还是资金价格上都无法满足国企的需要,只能选择那些风险较高的客户,而由于资本充足率、存款准备金率、不良资产拨备覆盖率等监管指标的束缚,可配置的资金不仅量上有限,领域也相对狭窄,资金价格自然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处于被整顿状态下的互联网金融,因其资金来源有限且成本较高,故其放贷给借用对象的价格必然会更高。

从各种背景的资金占用效率上看,国有企业、政府在资金要素使用效率上一直不尽如人意,一些私人资本较长时间以来利用监管疏漏、监管俘获、政府粗放式配置资源来获取超级利润,也不会有资金使用效率可言。

这种在供求两端都缺乏资金使用效率约束的二元性结构矛盾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资金成本长期居高不下,也是未来提高金融业供给水平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首先从供给方面看,金融机构应通过负债渠道、区域、负债金融工程技术应用的多元化努力,降低自身的负债成本;通过严谨的风险流程控制及高水平的风险管理技术应用,系统降低自身的风险成本;通过服务外延的场景化、智能化批量获客,智能化准确判定客户潜在需求,推送资产管理等金融产品,全方位降低自身的服务管理成本,大幅减少网点及相关人员的投放,降低自身经营发展的刚性成本,并最终达到降低资金占用成本和配置成本的目的。

从资金的投放对象方面看,金融机构要依据资金占用者风险和资金使用效率的不同,在投放量上和价格上有所选择、有所取舍。对待风险程度较低、但资金使用效率也很低的资金占用对象,金融机构一定要摒弃“垒大户”观念,对这类客户若能在量上有所控制,实际上也就避免了资金滥用,也为资金的有效供给创造了可能;而对那些处于非实体经济领域的客户,特别是那些过多涉及资产投机的客户,不仅要考虑它们的经营性风险,更要衡量它们的法律风险,在资金投放上要加大法律风险权重的砝码;而对那些已出现问题的客户,要准确判定客户出现问题的原因、对客户生存发展的影响、维护与客户关系的代价,或精心施救,或果断放弃,以免越陷越深,扩大不应有的资金投放,进而降低资金使用效率;对待出现严重问题的客户,要记住如同给濒死的人打强心剂,只会加快身体器官的衰竭。

三、切实提升资本市场效率,着力完善筹集权益性资金的机制。发展资本市场旨在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筹集长期资金的机制,二是着力完善筹集权益性资金的机制。要解决资金有效直接供给问题,根除中国投融资体系的弊端,必须建立长期的、稳定的筹集权益资本的机制。从较长期限观察,国外的股票市场会表现出一条具斜度的上升曲线,但中国的股市数年如心电图一样上下波动。中国的证券市场之所以多年来发展缓慢、效率低下,归根结底是始终未能解决信息披露失真和价值成长两个根本性问题,证券发行人在上市和证券存续期间存在信息披露失真现象,上市企业能在价值上予以小股东回报的不多,整个市场一直表现出所谓的散户投资者结构,所有的投资者都抱有一种短期投机的心理,没人敢在中国的股票市场做长期参与的准备。

说到底,这是市场的信用环境出了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一些所有制背景的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发行证券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一些企业为此支付了不该支付的费用、经受了不该经受的磨难后,一定会产生自寻偿心理,一定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弥补回来,主动搞好企业、实现价值增长的动力不会很足;另一方面从监管制度层面对证券发行人信息披露失真及发行人不能对投资者恪尽职责尚缺乏严密有力的约束。

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特别是发展筹集权益性资金的市场,一定要从保护投资者权益的角度出发,围绕约束证券发行人及关联方准确披露信息和恪尽促进企业价值成长之责建立更为严谨的监管制度,提高证券发行人及关联方欺诈发行的违法成本,建立迫使证券发行人回馈投资者的倒逼机制,包括对证券发行人控制者薪酬及对投资者派息的约束。同时,尽快打通优质海外上市企业回归A股的道路,给投资者更佳的投资选择,真正发挥资本市场效率杠杆作用。

四、金融机构要密切关注社会不断涌现的金融新需求,适时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金融服务要求。中国是个经济总量、社会财富总量急剧扩大,经济结构日趋复杂,经济活动国际化程度日益上升的庞大经济体,自然会不断滋生新的金融需求,既包括量的需求,也包括不同内涵、不同层次的需求。

瑞信研究院刚刚发布的2017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在世界11亿中产阶层人士中(财富介乎10000美元至100000美元),中国所占比例由2000年的12.6%迅速升至2017年的35%。预计中国的家庭财富或以每年约6%的速度上升,至2022年达到39万亿美元,将成为未来5年全球财富增长的主要来源。这无疑昭示着中国财富管理的巨大潜力,也意味着中国金融业面临巨大的财富管理服务挑战,这样的金融需求是同质化的金融服务无法满足的,金融机构必须在提升多区域、多产品、多币种服务能力上有所准备才能有所作为。

同时,目前中国的普惠金融覆盖范围依然有限,不仅指城市的中下层人士仍未充分获得普惠金融服务,农村百姓更亟需得到普惠金融的惠泽。笔者今年春节期间在东北地区了解到, 农村大病保险、理财产品、种植养殖保险等在农村都是大有需求的。

五、积极构建与时俱进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提高服务供给质量,意味着金融业要步入前所未见的新领域,面对前所未见的新风险,这一方面要求金融机构本身要谨慎分析进入新业务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风险,形成风险管理预案,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也会对监管带来适时提供制度供给的要求,除了要求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进入新业务领域有一定的包容,容许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积极做出尝试和拓展,更重要的是监管机构要能及时填补和完善监管制度,支持金融业不断提高服务社会的供给能力。

以影子银行为例,自去年开展金融整顿以来,某些金融套利活动被冠以影子银行名义,一时间对影子银行人人喊打,避之唯恐不及。殊不知国内的影子银行同国外的影子银行在操作内容及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国内的影子银行是指一些机构从银行渠道获得了资金,转手又以委托贷款、信托融资、资产管理计划等形式通过银行渠道或不通过银行渠道投放实现获利的一种金融套利行为。而国外的影子银行,常指那些自己在货币市场上组织资金,之后向自己的企业或个人客户提供具有期限或信用转换功能的融资及产品服务的经营行为。其交易活动大多以批发形式进行,且基本上都是在银行体系外进行交易,是整个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

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曾发布覆盖29个司法管辖区的年度全球影子银行趋势和风险监测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受监测辖区金融资产总额达到336万亿美元,其中非银行金融中介资产(MUNFI)达到160万亿美元。全球狭义影子银行业务规模增长7.6%至45.2万亿美元,在MUNFI中占比为28%,在全球金融资产中占比达13%。

从中国现实的情况看,影子银行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客观存在,基于提升中国金融业供给能力和完善金融市场结构考虑,金融监管机构未来要做的是如何对影子银行做出适当引导,扬长避短,防止影子银行过度发展可能衍生的风险冲击,让影子银行在一定的笼子里发挥积极的作用。

(关浣非,某国有银行香港分行副行长,曾在香港及内地创建多家产险、寿险公司并任董事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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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18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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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蒋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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