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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振兴”的历史标杆——九疑山古文化遗存旗杆石考略

经济网讯 徜徉在德孝文明的圣地—九疑山的乡间,时常能在祠堂和古民居前见到一种茕茕孑立的长形条石,它们宽30-40厘米、厚约20厘米、高1.5-1.8米(埋入地下部分不计),上下各开有一个直径约10厘米的棱形或圆形孔。如今,大多数乡民已不知其为何物,想当然地称它们为“栓马石”,实则大谬也!孰不知它们正是珍贵的乡村历史文化标志——旗杆石,也叫“功名石”,古之“人才振兴”的历史标杆矣(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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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广东梅州的文武进士旗杆(左中)与九嶷山中和镇的武进士旗杆石(右)

古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翻开历史文献和地方史志,在这些著作中看到了关于这些实物的图样和记载:它们是明、清时代乃至更早些时候科举制度的标志和产物。在那个时代,每当乡试(考举人)和会试(考进士)放榜后,一些宗族村落若有子弟中试及第的,都会在宗祠前竖立旗杆!这是封建社会科举功名的象征。这种行为的作用主要,科举及第的个人取得一定功名后,其社会地位提高,花钱竖立旗杆,以光耀门楣、彰显身份; 科举及第者宗族以中试者为荣,旗杆竖立后,作为本宗后人的学习榜样,激励他们发奋读书进取,科考做官,光宗耀祖。当然,也有因人、因时、因势而异的情况,即部分及第者因贫困潦倒,无力出资或是本宗族实力不强的,就没有能力竖立这种旗杆石。因此,能看到这种旗杆石的地方,大多是人丁兴旺、财力雄厚、英才辈出的大村落或贵族大富户;尤其是其中的“豪门巨户”,可以很“任性”地把旗杆做得又高又大!(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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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晚清时期广州西门口陈家祠堂前的三斗旗杆和四斗旗杆群

而完整的旗杆是由旗、旗杆、旗斗、旗杆石和功名台(磐石底座)等部分组成的。树立旗杆所选用的材料,通常是大于33厘米的杉木(少数地方直接用石柱),高度达十几米。旗杆的下半部开凿有两个孔,与旗杆石上开凿的孔相一致,然后用硬质杂木做成插销,将旗杆与旗杆石夹连接起来。有些旗杆底部有磐石垫底,也称础石(举人、进士无需垫础石,而贡生等则需在磐石上加一块圆础石)。础石上是比较常见的圆形或方形的成对旗杆石,扁形的则十分少见,因为按封建等级规定,只有二品以上的官才能用扁形的旗杆石。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插在旗杆石中间的旗杆是有文武之分的,其区别有三:一是在旗杆的顶部。文功名旗杆顶部多雕成笔锋,武功名的旗杆顶部则多雕刀戟或镌座狮。二是在旗杆石。尖头的旗杆石,主人可能是读书的文进士,而平头的旗杆石,主人可能是武进士。三是在石上的文字不同。文旗杆石上写的官名,武旗杆石则只写一个姓还有印的动物图案,但九疑山下的宁远县稍有不同(以下有举例解说)。

九疑旗杆石之追踪与举例

经过进一步走访勘察发现:在漫长的科举制发展过程中,九疑山地区与其他地方竖立旗杆的形制和材料大致相同,具有一定科学研究价值。相同的是:竖立这种功名旗杆都有严格等级划分。据明代的王世贞(1526—1590)编著的《觚不觚录》载:“明以前惟状元建旗”;而到了清代,范寅(1827—1897)所著的《越谚·名物》则载:“举人竖‘板斗’,进士‘花斗’,状元‘将台斗’。角皆有旗。”也就是说,在明代以前只有中了状元的村庄和门户才有资格建旗;而到了明代及以后,有资格立旗杆石的人虽然增多了,但也是有限的。结合九疑山的实际情况来看,大体有三类人,他们的尊贵高低通过旗杆上的旗斗形状和个数体现出来:一是科举考试中考入国子监深造的贡生、副贡,或官方资助的优等秀才可立旗杆,但旗杆上不能安装"旗斗"。比如在柏家坪镇谢家祠堂前的“嘉庆戊辰岁立 岁进士谢明经”旗杆石和中和镇吴伯营的旗杆石就是贡生旗杆石,原来的杆上是无斗的。二是乡试中考上举人者可以立旗杆,旗杆上可以有一个板旗斗(见图3),如冷水镇梅翠村谭佳山宗祠前的旗杆石群(四块条石上字不可辨,应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举人),以前的每根旗杆上至少应有一个板斗;三是在会试殿试中考中进士者可以立两个"旗斗"的旗杆,如中和镇库里社区国策楼前刻有“乾隆乾隆壬子科举人癸丑进士欧阳焕”名号的旗杆石,从前的旗杆上就应有两个花斗。如果考中状元,就可以立起三斗的旗杆,如宁远的下灌村,在唐、宋时期各出了一位状元,但那时只是建旗,旗杆上可能还没有出现有形制的旗斗。如果祠堂前立起了四斗旗杆,那就是本族子弟中有人受封赐为朝廷一品高官了。纵观九疑山的历史,只有四斗旗杆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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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柏家坪谢家贡生旗杆石(左)、形制随立旗杆人身份不同而不同的旗斗(右)

不同之处是:九疑山的旗杆石较周边地区数量更多、样式更齐、品种更全。就核心地区的宁远县而言,在桐山街道的丰熟洞村,柏家坪谢家村、平田村,鲤溪镇的大方洞村,冷水镇的梅翠村、由村、翟家村,湾井镇路亭村(已毁),中和镇的库里村、吴伯营村等,就曾见到过很多明清时代贡生、举人的功名旗杆石,少数为进士或获得朝廷授职七品以上官员的旗杆石。同时,在九疑山范围的蓝山县,如总市肖家、楠市朱家坪、竹市山美塘、塔峰高阳、新圩滨溪、太平石磳、蓝屏虎溪等出过读书人或当官者的村庄,树旗杆石的情况也很普遍。而这些村落里,尤以宁远中和镇库里村的情况最为典型。从考察现场来看,库里村从朝廷没有授予官职的文举人旗杆石到二品武官的旗杆石都有。以从该村国策楼前一字排开的三块功名条石为例(原来应为三对或三对以上),除了一块光绪乙未科文举人功名石外,武进士欧阳焕在其考中乾隆壬子科举人且于癸丑进士及第时,曾立过一对旗杆石(石上只刻有及第时间,没有刻动物图案),后来被朝廷授予山东登州总镇(总兵)的二品官职后,又立了一次旗杆(见图4左中,其旗杆上的旗斗数至少有两个,最多时可能达到三个)。如果对照当时的形制完全复原,该村则应是从无斗旗杆、一斗旗杆和二斗旗杆都立了个遍,而且还可能立过三斗旗杆(二品总兵官)!最鼎盛时期俨然就是旗杆林立、迤丽巍然的景象,村人皆以此为荣。这就无怪乎有老一辈人说:想当年,你只要一进入中和地界,很远就能看见这些粗大旗杆和杆上高高飘扬的旗斗旗帆;即便有人迷了路,只要望见旗杆上的大旗,便可找到前进的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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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中和镇库里村乾隆癸丑进士、光绪乙未科举人(左)和山东登州总镇旗杆石(右)

作为舜帝藏精之所、受儒舜文化浸润的九嶷山,自古人杰地灵,在长达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存续期间,曾出过两名状元(皆在湾井镇下灌村)和数十名进士,单从明朝洪武开国(1368年)至清代废除科举取士(1905年)的五百余年时间里,就一共考取过十三名进士(会试及第)和上百名举人(乡试及第)。也就是说,按自唐代以来树立旗杆的成制和习俗,九疑山地区至少出现过两根唐、宋时期的状元旗(形制失考),以及乡间村落间中大小不下一百对旗杆石夹。可以想见,在其全盛时期的乡村祠堂、阡陌院舍间那种旌帆林立、文风鼎盛的场面,是何等壮观!但令人叹惜的是,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生产、大文化运动,把它们当作“封建糟粕”来摧毁,将它们扑倒在地、垫在脚下,大部分旗杆石因此而消失,即便幸存下来的也几乎完全破坏了它们的本来面貌。九疑山这个“科举士子文兴之邑”、“钟灵毓秀人才福地”如今只剩凋零、斑驳的旗杆石,而早已不见高昂、挺拔的旗杆了!

“乡村振兴”的价值与意义

旗杆石是古代耕读传家文化思想的历史见证,“旗杆”则被称为古代读书人的《荣誉证书》,只有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完整重现这一奇特的、科举制度的文化景观。

我们知道,过去科举及第的举人、进士都是拥有“高级知识分子”和“进身做官资格”的“杰出人才”和“社会精英”。在那个时代,他们大多数会进入社会上层,入仕为官;即使少数人没有入仕,也会成为当地颇有名望并受人尊敬的族长和乡贤。他们既是当地“人才振兴”的标杆和家族与乡村振兴的希望,也是封建君王用来维系纲常、开化国民、治国理政的栋梁和工具。他们对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维持社会和谐稳定所发挥的作用,在当时的任何一个社会层面都是不可替代的。而这些知识分子精英群体所身体力行的儒舜思想、“立德、立言、立功”的处世经历、报效国家与社会的忠义善举,最终都化作了这些功名旗杆,屹立于皇天厚土之间、乡野村落之中,昭示后人,光耀千秋!(见图5)

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些旗杆石的意义与作用时,就不难体查到其表达的三层历史文化涵意:它们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双遗产”;是古人“耕读传家、人才振兴”的标杆石;是激励后人走“崇文重教、乡风文明之路”的教化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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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上达天意、下通人文的功名旗杆石与全石质旗杆(潮州)

农村“人才振兴”和“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战略来推进;凝聚古人智慧和人文精神的旗杆石,纵贯古今、穿越时空,回答了乡村振兴战略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且为有丰富且清晰历史脉络的九疑山舜文化,提供了对接现代文明和再次溶入历史大潮的一次极佳契机。古人常言:“鉴古而知今”、“经世而致用”。全面修复散落在乡村僻野中的旗杆石,还它们雄健、挺拔的本来面目,九嶷山厚重的舜儒历史文化再放光芒!推动当地乡村的“人才振兴”及“乡风文明”建设,最终助益“乡村振兴”战略。(黄斌 童一飞)


(网络编辑:何颖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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