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15期）

轰轰烈烈的“人才争夺战”正在国内各大城市间不断升级。近期随着2018年高校毕业季的临近，又有西安、南京、武汉等20多个城市接连出台一系列新的人才引进政策，力度之大可谓空前。

在一度视人口过多为负担的历史背景下，国内城市近于自发的对于人才的重视与争夺，体现出非凡进步意义。政策基调理性嬗变的背后，是对人的全面发展需求以及城市发展规律的重新审视与清晰体认。

人的集聚是城市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这一定律放诸世界范围来看，具有很强的普遍性与长期性。当今全球一半以上生产活动，集中在仅占全球土地面积1.5%的狭小区域。

人的集聚趋向具有内在必然性，因为从理论上来说，人口和产业向某一城市不断集聚，有利于城市中的成员更好分享知识、信息与公共资源。此外，劳动力的聚集还可以提高劳动力市场匹配的概率与质量，而这些效应都可以推动生产效率显著提高。

当然，如果仅凭城市规模经济，尚不足以充分论证这一轮“人才争夺战”的合理性，因为城市规模有其合理上限：随着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该城市的交通、租金等成本不断上升，最后直至这种成本上升完全抵消了规模增加带来的收益时，城市规模达到最优，之后，规模进一步增长，则导致单位产出不断降低。

所以说，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大体存在倒U型关系。前者迈过倒U型顶点后，往往会产生以“大城市病”为总括的种种问题。此前我国大城市地方政府之所以在相当长时期内对人口流入持犹疑态度，最主要的顾虑即在于此。

这类顾虑在当时发展水平下不能说是多余的，因为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在2004年左右就已迈过城市规模经济拐点，不过好在关于城市规模经济，另有一条重要规律是，城市人口的最优规模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其在资本规模、人力资源、产业结构、外资利用、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条件改善，可以引致城市最优规模相应扩大。

近年来，国内各大城市（尤其是大批“强二线城市”）日新月异的面貌更新有目共睹，因此，这种通过扩大城市最优规模（推动倒U型顶点上移），继而吸引人口流入并实现更大规模经济的发展路径，是一种总体符合正反馈特征的绩效改进良性循环。

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各大城市曾经一度明显偏早地达到规模经济上限的教训，应当警醒国内城市在现阶段积极引入人口的过程中，不能只关注到由人口流入而带来的部分短期绩效指标提升，而相对忽略了与人口流入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城市最优规模基础环节的同步改进。只有这样，当下进行的“人才争夺战”才能在尽可能规避“大城市病”的前提下，可持续地有序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