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关|点

关浣非

责编：陈惟杉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9期）

春节已过，中国的传统农历狗年来临。新年已至，总免不了对未来的一年有些瞻望，产生些期许。值此辞旧迎新之际，对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对中国金融业、金融市场有以下愿望，狗年大家都希望旺运，所以也可叫狗年“旺”想吧。

一愿今年全球金融市场不要发生大的动荡，主要金融资产价格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

今年全球金融市场波幅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股和美元的走势。特朗普任内，美国现在是加息、缩表、减税及放松金融监管并举，而耗资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实际上等于另一种QE（量化宽松政策）,只不过是由美国政府主导，而不是由美联储操作。

自2017年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一直上行的美股在今年若得不到企业的业绩支撑，向下调整也是随时会发生的事。若特朗普继续奉行单边主义政策且不能有所修正，很难说美元汇率会出现什么样的调整，近期美元指数已跌破90，有人预计会下跌到80左右，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生变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美元对国际金融市场仍具有锚货币的意义，所以美元的波动肯定会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

因中国金融市场与外部金融市场的高度关联性，国际资本市场的起伏动荡都势不可免地会波及内地资本市场，同样，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也会影响到国际资本市场。

美元的走势无疑会影响人民币的汇率变化，今年人民币汇率可能会因美元的走势飘忽而产生大的波幅变化。而人民币汇率变化已不仅会影响中国产品的对外出口，也会影响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因此这会使央行在让市场发挥汇率决定作用的程度和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拿捏上遇到较大考验。

但与此同时，美元汇率的下行及变化难测也可能为国内改善货币政策空间提供了机会。人民币短期已不存在因汇率下降而引发资本外流之虞，甚至亦不需考虑加息来应对美联储加息，反倒有机会在降低存款准备金及通过“锁短放长”调节资金投放结构上有更大的操作空间。

二愿经过金融监管机构的发力清理整顿，中国金融业脱实向虚现象能得到抑制，企业融资成本能有所下降。

按此前由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等机构发布的中国社会融资成本数据，当前中国社会融资(企业)平均融资成本为7.6%，银行贷款平均融资成本为6.6%，企业发债平均融资成本为6.68%，互联网金融(网贷)平均融资成本为21%，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的平均融资成本为7.24%。

希望经过此次金融整顿，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与房地产业能健康互动，尽早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而这三个“良性循环”实现的标志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得到优化，二是社会资金成本有所降低。希望明年此时中国平均融资成本能比现在下降一个百分点或者更多。

其实谁都知道实体经济是社会价值创造的基础，但为什么中国出现了很多人更愿意干金融、干房地产的现象，原因并不在金融业本身，归根结底还是由资本的回报率所决定的。所以另一方面的当务之急是要切实提高实体经济的价值创造水平，以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来吸引、带入越来越多金融资源的投放，最后真正实现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和资金效率的提升。

在此次金融整顿中要注意整顿的目的是要纠正资源的错配，然而与大规模金融扩张一样，大规模金融收缩也可能导致资源错配，并可能对生产率增长产生实质性的长期破坏。所以整顿要切记不能“拆了今天的雷，留下明天的坑”。

三愿中国在步入世界经济舞台后，成为全球金融发展的稳定力量，成为创新的源头，成为效率的榜样。

竞争未动，技术先行。现代国际金融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技术应用能力的竞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中国的金融科技应用已出现一日千里的景象，伴随中国金融机构的海外布局和“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既会给中国的金融科技应用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也会给中国的金融科技应用带来愈发广阔的空间。在未来，中国的金融科技应用尤其需要在金融机构海外布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三方面扮演先行者的角色并发挥保驾护航的作用。

中国金融机构目前的海外布局大多还只限于自身海外业务延伸这方面的考虑，在中国经济增长国际外溢动力和压力与日俱增的今天，金融机构于海外设立网点只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条件之一，已不允许中国的金融机构仅把国际化的理解限定在开机构层面，而是要成为当地较具服务能力的市场主体，成为当地市场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经营管理数据对标、业务板块对标、产品服务对标、区域对标等方面，要成为当地市场的佼佼者。

中国的金融机构要通过提升技术应用能力、通过提高金融交易能力等努力，不懈地增强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组织金融资源和配置金融资源的能力。目前中国的资金成本远高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资金成本，包括日本、美国、欧元区，甚至中国香港。因而无论是着眼于当前，还是放眼于长远，中国金融机构都需要有打通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国外市场金融资源的战略考虑和准备。

四愿个人财富不再因监管的疏漏而被金融骗子洗劫，凡是以占用他人货币资产为条件的获利行为都被纳入监管和监控的范围。

近几年连续发生了多起数额庞大的金融诈骗案件，如泛亚、e租宝等。究其原因，有法律真空的问题，也有监管机构是否作为的问题，今后中国应确立一个法律原则，凡以占用他人货币资产为条件的获利行为都应被纳入监管和监控的范围，并且要按货币占用的性质和目的实施严谨清晰的监管分工，绝对不能再发生很多人血汗钱被洗劫的金融欺诈事件。

为了不断提升中国金融业的监管水平，加强监管和改善监管将永远是中国金融监管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

金融监管是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这一方面要求金融监管要一直跟上金融业的发展，不能存在所谓的监管空白；另一方面要清晰划定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间的风险控制主体责任及其边界，细化各类风险内涵及风险控制要求和手段，始终坚持抑制风险过度衍生的谨慎监管导向，以求防患于未然。

为求得上佳的监管成效，监管机构既要有刚性一致的常规监管规则，又要有反周期的监管预防安排，在监管力度上切忌走极端，不能要么放任，要么下死手，要讲究找准病因后的对症下药。众所周知，要想短时间内解决中国的金融风险问题，不仅在实践上不可能，更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大崩溃。

五愿中国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率进一步提升和完善，中国投融资体系的不足和短板能得到弥补及改善。

党的十九大对中国金融业在新时代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中国金融业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通过不懈的努力，致力改善自身服务供给不充分、不完善的状态。

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并不以金融机构数量多寡为标志，而是更多地强调金融机构的服务供给能力，包括金融服务的广度和层次，强调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和运行效率，是正向淘汰还是逆向淘汰等等。

中国金融业供给的现实状况是，一方面全社会的财富配置领域、配置渠道本来就很狭窄，在理财业务、资产管理不准再预设保证回报后，一些居民的财富只能返回传统的银行渠道，或者流向股市，而后者多少年来一直是风险和回报不成比例的市场，因此亟须中国金融业在财富管理渠道和产品种类上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既能提供常规类理财产品，又能提供个性化理财产品；既能提供可规避通胀风险的财富产品，又能提供可规避市场波动的财富产品；既能满足人们多元配置基础产品的需要，又能满足人们于衍生性领域配置资产的需要，在纵横两个维度延伸金融业的服务力臂。

而在服务企业方面，中国金融业要乘着清理金融嵌套的东风，精简、缩短金融资源配置链条，按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及其不同的金融需求，有的放矢地提供创业、理财、间接融资、直接融资产品服务，力争使金融业的供给能达到更高境界。如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企业，其需要的是股权或收益权抵押融资，中小企业需要的会是VC，大型企业需要PE和股票市场融资，对于处在发展稳定成熟阶段的企业而言，需要的会是债权融资。

六愿个人拥有更大的金融财富配置自主权和选择权，国内居民能在币种、产品、回报、区域上有更多的财富配置选择权利。

政府对居民自由支配自己财富配置的区域、种类等应有清晰的时间表。政府需要对企业国内负债、国外投资的行为有所控制，但对居民的财富进出可以适当放宽限制和约束。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应积极鼓励国内居民的对外人民币形式投资，积极拓宽人民币对外投资渠道，积极开辟人民币对外投资市场。

在这方面，可充分利用香港已具备的得天独厚的市场优势，鼓励香港建立包括人民币计价在内的股票、债券、基金等投资系统。这是一种拥有开放自信和能力的表现，是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赋予个人更多投资选择的一种表现。

七愿中国的金融开放有更大步伐，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形成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

扩大开放不是简单地让更多的国外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而是要鼓励外国金融机构能引入更多国外先进的产品和经营机制，不是要让外国金融机构也进入到中国金融机构同质化服务的窠臼，而是要通过扩大开放来促进提高中国金融业的服务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同时开放不仅是指对外部的开放，还包括对内部的开放，如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在国内各类投资领域都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以及对外投资所应享有的平等权利和机会。

八愿普惠金融不再成为一些项目变相融资的幌子，真正让这种服务照亮需要普惠金融惠泽的每一个角落。

发展普惠金融需要制度上的准备、技术应用的创新以及产品服务的创新，要求社会要消除所有制身份的溢价或歧视，消除人群阶层身份的溢价或歧视，要求全面提升全社会的金融服务平等权利，要求要有具备3A(Any Time，Any Where，Any How，即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方式)特质的金融服务平台，要求要有容易理解、容易管理且标准化的产品，这是提升未来中国金融业服务供给能力需要长期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实现中国经济共享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而对前一个时期出现的各种互联网金融形式，现在更需要的是引导和规范，而不是因噎废食，更不应该是一棒子打死。

“8”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是一个吉利的数字，故对狗年的金融业发展提出上述8个愿望，窃以为这些愿望不算不着边际的瞎想，也绝不是妄想，更不希望会成为“枉”想。

（作者系某国有银行香港分行副行长，曾在香港及内地创建多家产险、寿险公司并任董事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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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9期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