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点或将由过去的为经济保驾护航，变为为日趋明朗的美国经济上行压力寻找刹车装备。

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国会首秀点燃了市场对鹰派联储的猜测。今年美联储将以怎样的鹰派政策应对日益显现的经济上行风险压力，加息3次、4次，还是5次，目前市场正在展开各种形式的大胆设想，但这些预测是否准确，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美联储正在填充鹰派基调，且正在被市场领会。

一直以来，由于核心通胀长期处于偏弱状态，尽管美国市场已接近充分就业，但耶伦时期的美联储政策底色始终未能绕开“鸽派”基调，将货币政策如绳子只能拉不能推这一至理相忘于江湖，应该说当前美国资产价格的偏高问题，既与美国经济日趋强劲的增长有关，同样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鸽派”基调也脱离不了关系，这方面商业银行在美联储可观的超储就从一个侧面凸显出美联储对经济增长的“助力”几近是不遗余力。

曾经长期扮演“好好先生”的美联储新任主席鲍威尔，何以首秀国会就变成寒气逼人的“鹰派”，认为去年12月以来对经济的展望更加乐观？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季调后的非农就业人口增加20万，高于预期的18万，失业率维持在4.1%的低位，平均年薪同比上涨2.9%，为2009年以来最大涨幅，且美国18个州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环比涨幅创下2005年以来之最等，这有力地支撑了鲍威尔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乐观态度。

不过，罗马并非一日建成，美国经济中的上行风险，并非一下子蹦出来的，而是一直就在潜行着，只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联储偏保守而低估了其作用。美国持续走低的失业率与不痛不痒的通胀并存，本身就显示美国社会存在某种政策扭曲妨碍着经济的表现，由于危机以来强化监管带来的经济运行高成本，市场活力不足，相对较高的税负，以及美联储长期的“鸽派”政策取向，扭曲市场价格和风险，影响资源配置等因素可能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美国经济的表现。

当前引发美国经济上行压力的原因，大致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特朗普税改法案的通过，降低了企业的税负后，有一些跨国企业表达甚至启动了在美国国内的资本投资，跨国资本也开始流向美国；二是金融监管法案的改革和医改正在酝酿推进中，随着一些金融监管举措的修改，行政成本的下降，市场的活力将可能进一步聚敛；三是特朗普政府带有保守主义的贸易政策，一定程度上牵制了美国经济增长机会的全球外溢，促进了美国经济增长；四是技术变革对美国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可能正处于释放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能是美国薪资持续上涨的主要动力；五是特朗普政府准备启动的基建投资一旦获得国会通过付诸实施，不仅提高美国经济增长，而且将持续改善美国国内的劳动生产率。

这一系列因素的汇聚，使美国经济面临上行压力，而这很可能促使美联储货币政策基调倾向鹰派，即今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点或将由过去的为经济保驾护航，变为为日趋明朗的美国经济上行压力寻找刹车装备，是为在聚会正开心的时候收走大酒杯。显然，一旦货币政策立足点发生这种转变，“鸽派”就会成为过去，“鹰派”就会顺势回归。因此，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能否带领同僚敏感地对经济上行风险做好应对，或将左右人们对鲍威尔对美联储领导能力的判断。

当然，一旦美联储趋向“鹰派”的货币政策，其政策外溢性将加剧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外流风险和汇率风险，进而带来更加复杂难料的贸易摩擦，甚至加剧贸易保护主义风险。

□刘晓忠（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