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钮文新

暴雪没能阻挡达沃斯的脚步，70个国家的元首、4000多位企业家、2000多位社会名流还是聚过来了，但这是不是更加剧了达沃斯小镇的焦虑？当然，一面是美国引领世界走向“分化趋势”，另一面是“世界向何处去”这个古老的命题再次变成“达沃斯焦虑”。

无论特朗普如何闹分化，美国都逃不脱摆在达沃斯面前这颗“定时炸弹”：如果人类不能共同努力，地球是不是会破产？当然，达沃斯回答不了，全世界恐怕没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国际金融研究所（IIF）2018年1月发布的最新数据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全球债务已经升至纪录新高233万亿美元，是同期整个地球GDP的318%。

地球的债务还会继续增加吗？地球是否有能力背负如此沉重的债务负担？这样下去的结果又会如何？

我们看到的分项数据是：233万亿美元当中，政府债务63万亿美元、金融部门债务58万亿、非金融部门债务68万亿、家庭部门债务44万亿美元。IIF的统计数据同时表明，仅仅2017年前9个月，全球债务就增加了16.5万亿美元，增长率为8%，而同时全球GDP增长率不过3%到4%而已。毫无疑问，债务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之间的落差，还将继续拉高全球的债务率。

是的，您没看错。如果这样的财务状况出现在一家企业，那它早就破产好几回了。就是因为没有其它星球作为地球的经济竞争对手，所以债务这么高，谁也拿它没办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球不会破产。对拉高整个地球债务贡献最大的是谁？当然是发达国家，由于其公共债务总量的大幅增加，发达国家债务与GDP比例已经达到了390%，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其国债均出现大幅增加。你可能已经看到，美国部分政府部门再一次停摆了，而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国会怀疑美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据公开数据，2017年年末，美国的国债总量突破20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美国GDP的112%。

毫无因为，全球债务暴涨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密切相关。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为降低经济影响，支撑经济发展，许多发达国家推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政府大量举债，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债务总量大幅增加。IIF的统计表明：自2006年以来，美国和英国的债务余额上涨了100%。与此同时，日本和欧元区以美元计价的未偿还债务也上涨了50%。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的情况。IIF的数据显示，中国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当中，债务上涨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过去10年间，新兴市场的债务总量增加了40万亿美元，而前一个10年仅仅增加了9万亿美元。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尽管中国债务率尚未达到全球318%的水平，但2017年，中国债务占GDP比重还是上升了2个百分点，至294%。而此前的2012年至2016年，中国债务率年均增速高达17%，这可不是一个小增幅，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新增债务中，中国新增债务占比最大。

当然，2017年开始出现大幅放缓，增幅只有2%，这也许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好事。IIF的报告也指出，尽管全球债务已经飙升至新的纪录高位，但受到中国持续打击影子银行等因素的影响，随着全球经济扩张，全球债务占GDP比重已经连续第四个季度下降，目前318%的比重，相对于2016年第三季度——历史最高纪录已经减低了约3个百分点。

说实话，看到全球债务率还能降低，十分欣慰。目前新兴市场的总债务量达到了56万亿美元，这相当于新兴市场GDP总量的215%；其中48.5万亿美元是以本币计价发行的，剩下的债务则是以美元、欧元和日元等外币发行的。IIF统计显示，新兴市场的债务增量主要来自于非金融机构企业，这一领域的债务和GDP比例已经从2006年的68%上涨至2016年的100%。其中中国、土耳其、智利和沙特阿拉伯的公司债务增加的数量最多。

我们一定要明白，美国、欧洲，甚至日本，它们是发达国家，它们的货币优势给他们提供的转嫁危机，通过低价收购他国资产而降低自身债务水平的能力。但中国不行，人民币没有发达国家的强度，也没有转嫁债务风险可能。所以中国债务率低于发达国家没什么可骄傲的，重要的是我们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债务增长过快，这是不可低估的债务风险。在此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国内利率不断上涨正在加大中国的债务风险和债务负担，这是不可回避的风险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置这是个重大的难题。

不错，中国的债务主要是内债问题，是比较容易通过技术性处理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让中国中产阶层的财富因解决债务问题而缩水，多年来，我们打造中产阶层社会构建付出了巨大努力，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智慧。什么智慧？即保住中产阶层财富，又能有效化解债务杠杆风险的良策。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吗？不对，债务杠杆风险的化解和中产阶层财富保全之间其实并不矛盾。

我认为，中国的债务杠杆过高并不是绝对概念，而是“因短而高”的相对概念。所以，只要处理好中国金融短期化、货币化、套利化——这个杜绝债务危机发生的关键问题，中产阶层的财富就不会被侵蚀，中国经济就可以良性发展，而这一点关键取决于中国金融管理当局是否愿意改变过去的做法——即放弃向华尔街的过去学习金融。我认为，最大的改变在于实实在在地让金融归回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源。

要避免中国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第一，必须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本发展中国经济，加厚中国净资产而减低债务率；第二，让金融市场产品更加长期化，有利于资本市场扩张，而不是一味地鼓励短期的货币投机。这两点都是根本问题，不容得丝毫怠慢。

实际上，恢复本国实体经济能力已经是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努力的着力点。特朗普为什么几乎疯狂地推动美国制造业占比，恐怕并非简单的“美国再强大”的考量，而通过美元霸权打劫“经济遇难者”，甩掉其无以复加债务，才是根本目的。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一方面通过低廉的金融价格、减税压低美元币值，为美国本土营造实体经济成长的环境；另一方面，启动201、310、232等一系列贸易条款，压制中国经济，给中国经济加霜加雪，制造危机。这时候，我们转变中国金融差强人意的金融方式是不是倍显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