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关|点

关浣非

责编：陈惟杉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期）

在中国过往数十年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遇到过因外部因素冲击而出现的经济起伏，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美国次贷危机、欧元区经济危机等，也遇到过因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整顿、清理导致的经济调整。对曾经发生的始于政府的大大小小的整顿、干预，有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积极效应远大于负面影响，有的则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

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内部经济成分日益复杂、经济结构日趋多元、政府功能转型压力日渐增大和外部世界全球治理去中心化、金融发展管理去中心化、技术应用目标去中心化的环境下，政府如何介入经济活动，开展经济整顿要基于哪些触发条件，如何保证不会因为整顿而引起经济失速和其他负效应，特别是不能过多地造成经济效率损失，这些都是在决定进行整顿之前要周密考虑好的问题，经济整顿尤其要避免“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局面出现。

所谓的治理整顿，一定会造成相当要素投放的中断及此前要素的白白投放，形成经济产出上的无效用或负效用。如果经过整顿后的经济活动效率不能大过之前的要素产出效率，那就可以说，这样的整顿是低效率的。所以，从要素的使用结果和整顿可能出现的某种结果上看，经常整顿的经济未必是效率最高的经济。

过去40年我国经济整顿的两个目标

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和政府的不时整顿联系在一起的。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7年和1978年因急于求成、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盲目扩大建设规模，在生产、建设、流通、分配等领域中造成了诸多混乱现象，为使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不步入泥潭，中央于1979年4月正式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开始了对经济活动的多方面整顿。

此后的1988年因推行“双轨制”而引发了通胀急升、物价猛涨，中央不得不开始另一轮以压抑通胀为目标的整顿。接着又是1992年后的以压抑经济过热为目标的整顿。之后依然是数年一次的经济整顿，直到2017年开始的以抑制金融脱实向虚乱象为目标的整顿。

无论是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经济整顿，还是今天对金融乱象的清理，目标基本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经济活动过热，二是经济出现乱象。只不过改革开放初期把这种经济活动现象称之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现在则有了升华，称之为放管结合、调控有度。其中有一个背景条件需要提出，就是过去40年中前20年的经济整顿是在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经济模式处于转轨初期时发生的，政府政策对经济活动具有根本性影响。而后20年的经济整顿则是在所有制结构呈多元发展、市场机制已在相当多的领域发挥作用、政府政策作用边际在日益缩小的条件下进行的。

但无论怎样，财政资源投放、产业政策导向、金融资源配置导向依然由政府主导。由此也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经济体中为什么经济还会经常发生过热或混乱的现象？是政策不当还是资源配置不当造成的，还是其他因素造成的？这种不时进行的经济整顿对效率的提升会带来哪些影响？如何确保整顿后的经济会比整顿前的经济更有效率？

如何把握好整顿的边际和力度以避免伤及无辜？

从以往进行过的多次经济整顿中能够发现，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常是整顿的重点。但多年的房地产业整顿进行下来，换得房地产价格的一路上涨，房价的上涨速度几倍于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并因此导致了居民家庭杠杆率的急速上升，有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债务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从2007年的不足35%，上涨至目前的90%，远远超出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水平。与此同时，房地产价格的急速提升，更引致中国经济活动成本的快速上升，全社会技术进步所创造的红利并不能抵消房价上涨所带来的成本侵蚀，因此使相当多处于价值链创造低端的制造业逐渐丧失竞争力也是自然而然的了。这样的经济整顿很难让人得出这是一种提升效率的整顿的结论。

而金融业数次整顿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金融业的快速膨胀，金融投机已变成行业的普遍现象，金融资本主义已成为相当人群的主流价值观，以至于使社会越来越多地积聚了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围。本应在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最重要效率激励作用的金融业却在行业内部玩起了自娱自乐的价值创造游戏。

当然，任何经济整顿都不可能获得所有人的称道，因为整顿的实质就是要对某些经济现象加以不同程度的抑制，一定会使一些人利益受损，多半不会创造共赢的局面。但若把握不好整顿的边际和力度，伤及无辜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如在“资管新政”约束和消除“影子银行”行为的影响下，本应为正常的金融投放可能也要有所收缩，如前一个时期大量的金融非标资产投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一带一路”项目，还有的投入到地方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欲解决非标资产期限错配问题，把一些期限错配产品全部转为标准化产品，不仅对银行来说难度较大，对实体经济也会带来比较大的风险。

目前，银行理财对债券市场的配置比例较高，约50%的理财资产配置在债市，这50%当中又有80%～90%是配置在信用债市场。如果限制保本理财，必然会对信用债市场的资金供求关系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从而也可能引发剧烈的市场波动和流动性风险。而在2016年年中，银行理财保证收益率的占比8.5%，保本浮动收益占比14.7%。2017年7月银行理财余额28万亿元，按照这个比例估算，保本保收益的产品余额将近4万亿元，如果对如此规模的资产取消保本保收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目标是逐步缩小政府干预范围

整顿本身实为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在中国要不要对经济运行予以干预，恐怕没人会说不。而一个政府要不要搞“整顿”主要看两种情况,一是资源错配到了什么程度，一是市场被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在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和外部经济的复杂性都大大超过以往的今天，政府对经济活动精准实施干预的难度已变得越来越大。政府欲通过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或修正某种资源严重错配或市场严重扭曲现象，一要有对经济发展由量变向质变临界点的科学分析能力和精确判断能力，二要有适时准确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的能力。

这就需要政府按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规模及组合结构变化，建立一整套的经济运行状态监控及判断系统，借此得出经济运行正常、趋冷、过冷或反向结论，系统设定可对经济运行予以干预的触发条件和机制，系统做好工具准备，包括反周期政策准备，致力消除调控政策的“外部性”。同时要准确把握干预的时机和力度，避免因用力过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过大的冲击，变相损伤经济增长的效率。切忌对整顿的领域、对象、主体、手段、力度以及减少负效应都未有清晰把握的情况下，决然地搞“一刀切”“一竹篙打落一船人”，那样损失的一定是经济增长效率。而在对经济活动现象、经济活动走势、经济活动规律研判方面，政府应成为运用大数据等技术的典范。

为了获得更理想的调控结果，对经济活动存在的某些不理想状态，既要强调“破”，也应强调“立”，一定要有“破”有“立”，破立兼蓄。尤其在中国当前实体经济短期难有起色、金融资源可投放渠道和领域相对缩窄的情况下，金融资源可能流动的方向一个是向上，一个是向外，因此政府应积极在制度层面做好引导设计，激励金融机构提高供给质量和能力，引导金融资源通过向上和向外流动，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质量增长和更高层次的国际化战略。

对存在国有、私人资本、外资多种不同资本基因成分的经济活动如何进行管理，不仅是世界级的问题，更将是中国始终面临的难题。从以往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看，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大的风险，根源一定在国有企业，在金融体系。所以欲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始终不能放弃对国企、对金融部门的控制，而无论是当前，还是在长远，控制的重点不在其他，只在如何提升这些部门的经营效率，如果这些部门能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就将会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可靠的基础，中国经济因整顿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就会减少很多。而为了切实提升这些部门的经营效率，当前尤其要解决好这些部门的所有产权和经营产权人格化问题。

话说回来，经常要政府干预或整顿的经济并非效率高的经济，所以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目标一定是逐步缩小政府干预范围，虽然这可能会是充满艰辛的努力过程，但相信锲而不舍，金石一定可镂。

（作者系某国有银行香港分行副行长，曾在香港及内地创建多家产险、寿险公司并任董事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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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期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