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徐豪 | 综合报道

责编：周琦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3期）

1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获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侯云德院士颁发了奖励证书。

王泽山与侯云德，这两位出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80后”，捧起了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主要奖励在当代科技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或社会效益的杰出科学家。自2000年奖项正式设立到现在，有29位科学家获奖，每位获奖者的奖金为500万元人民币。

“火药王”王泽山

王泽山出生于1935年，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理工大学教授。他被称作“火药王”，研究火炸药60余年，把中国火炸药领域的整体实力提升到了世界前列。虽然已经是年过80岁的高龄，但王泽山仍奋战在科研一线，一年有一半时间在出差。

凭借着在“废弃火炸药再利用”“低温度感度发射装药与工艺技术”“等模块装药和远程、低膛压发射装药技术”等方面的杰出贡献，王泽山3次获得国家科技大奖的一等奖，其中两次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一次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一次，他第四次登上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领奖台，迎接他的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荣誉。

“国家需要的我就去做”

王泽山生于吉林，当时东北大部已被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占据。

“我那时还小，不明白什么是‘满洲国’。”王泽山回忆说，由于国民被迫接受“伪满”教育，年幼的他以为大家都是“满洲国”人。但他的父亲却严肃地告诉他：“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是中国。”父亲的话深深地镌刻在他幼小的心里。

家园沦陷的经历，让他感受到，没有国家的强大，就没有个人的自由，并在心里埋下了“救国图存”的种子。

1954年，抗美援朝的硝烟刚刚散尽，19岁的王泽山高中毕业。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王泽山，选择了火炸药专业。“跟航天、导弹等热门行业相比，这项工作太基础、太枯燥、太危险，甚至一辈子也出不了名。”同期20多人中，只有王泽山一人报了这个“不起眼”的专业。“大家都不去考虑这些比较边角的专业，但我想，既然是设立的重要专业，国家需要的我就去做。”

为了这一信念，王泽山一心扑在火炸药的研究上。在他的生活中，没有节假日的概念、没有固定的一日三餐，甚至泡好的咖啡也总是忘了喝，冷掉再热热又会放冷，但是他却能准确记得每一项关键技术指标，自己经手的实验时隔多久都能清晰还原。

王泽山的科研突破从“废弃火炸药再利用”开始。进入和平年代以后，储备超期的火炸药成为巨大隐患，每年都会有万吨以上的退役火炸药待处理。过去，我国的报废弹药基本采用“火烧、炸毁为主”，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王泽山带领团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废弃火炸药再利用的攻关项目，下工厂、跑部队，攻下了一道道难关。一堆堆危险有毒的过期火炸药，变成了20余种畅销国内外的军用和民用产品，不仅为国家创造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为青山绿水远离废炸药的影响提供了技术条件。

“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情”

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王泽山说，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二个重大节点，是60多年来工作的一个成果。第一个节点是他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那里，他向老一辈科学家学到了如何追求科学、如何处理好国家与事业的关系，学到了对真理的态度。

玩微信、学开车、网络订票、做flash动画……大家戏称80多岁的王泽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80后”，他永远都在了解和学习最新潮的技术和事物。可王泽山做这一切，并非仅仅是“不服老”，“我主要是为了工作能再快些。”王泽山说。

站在国际含能材料科研领域的学术前沿，王泽山却称自己只是个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情的人。为了做好这件事，他已经奋斗了60多个年头。

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的20年时间里，王泽山利用自己另辟蹊径创立的装药新技术和相应的弹道理论，研发出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远射程与模块装药技术。依照其独创的补偿装药的理论和技术方案，火炮用一种装填模块即可覆盖全射程，从而大幅度提升了远程火炮的打击能力。通过实际验证，我国火炮在应用这一技术发明后，其射程能够提高20%以上。

火炸药研究经常要选择极端条件去户外做实验，高温酷热、低温极寒是常有之事。但年逾八旬的王泽山每次实验都要亲临一线。就在此次获奖前一个月，王泽山还两度前往沙漠做实验。

“我从事科学工作，更加明白科技的力量。这次获奖，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人有责，我会在国家和团队需要的时候，为继续创造世界一流的火炸药成果而努力。”王泽山说。

“斗毒”一生的侯云德

侯云德1929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他是中国分子病毒学、现代医药生物技术产业和现代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的主要奠基人。

H5N1、H7N9、H1N1、MERS……凶险的新发病毒在近10年来从未停止过对人类的侵袭，我国织就的一张传染病综合防控体系大网，抵挡住了病毒一轮轮攻击，才得以让瘟疫消弭于无形。侯云德正是那个参与编织大网的功臣。

中国“干扰素之父”

1955年，侯云德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1958年至1962年，他在苏联攻读副博士学位期间，首次发现Ⅰ型副流感（仙台）病毒存在着两个亚型，并澄清了仙台病毒是否对人有致病性这个当时尚未解决的问题，被原苏联医学科学院破格越过副博士学位授予博士学位。回国后，侯云德一直在病毒学研究所工作，从事中国呼吸道病毒感染病原学的研究。

1982年，53岁的侯云德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中国人抗病毒反应优势的人α1b 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发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Ι类新药产品重组α1b 型干扰素，临床证明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性白血病等有明显的疗效，且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副作用小得多。他因此被称为中国“干扰素之父”。

随后的10多年里，侯云德带领团队利用基因技术先后研制出8种基因药物，并全部实现了技术转让，α1b 型干扰素拿到批文后，由深圳一家公司规模化生产，仅短短两年就夺回由国外产品占领的60%的市场份额。

如今，我国90%以上的干扰素药品实现国产，α1b型干扰素在我国已经使用数千万剂，用于数百万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和儿童呼吸道传染病的治疗，并每年为国家创汇上亿元。

侯云德不仅开创引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研制，推动了我国现代医药生物技术产业发展，还引领构筑了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

2003年的SARS之痛，促使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控体系发生了重大转变。2008年，79岁的侯云德被任命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他领导全体专家组，提出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集成”防控体系思想，顶层设计了2008—2020年重大专项降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升级我国传染病防控体系，实现了我国能够在72小时内鉴定300种已知和未知病原，成功应对近10年来数次重大传染病疫情。

“我不要锦上添花！我要快，要救人”

2009年甲流来袭，侯云德作为联防联控机制专家组组长，亲自带队加班加点研发疫苗，他找来国内十几家制药企业的老总，要求各家企业按他提供的方法尽快生产疫苗。传统的疫苗研发投产，少则半年，多则10年，见好几位企业家面有难色，这位80岁的老人激动地直拍桌子，“这是做疫苗，我不要锦上添花！我要快，要救人！”

87天研制成功疫苗，打破世界纪录。侯云德提出不加佐剂、仅需注射1剂，推翻了世界卫生组织“需要注射2剂”的专家共识。第三方评估表明，得益于正确的甲流应对措施，中国减少2.5亿人发病和7万人住院，减少经济损失逾2000亿元人民币。

身为中国基因工程药物的开创者，侯云德早早地预见到生物科学技术转化的重要性。1987年至1996年，侯云德连任三届我国“863”生物技术领域首席科学家，顶层指导我国医药生物技术布局，大力助推生物技术发展。在此期间，我国生物技术研发机构成十数倍增加，8种基因工程药物上市，生物医药技术产品销售额增加百倍。

“病毒时刻在变异，旧的还没退去，新的又变异出来，那可是会影响社会稳定的大事，一刻都不能放松！”侯云德说。

进入人生第89个年头，侯云德体力已经大不如前，但他仍然每天7点就开始工作，并且不吃早饭。据说，这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因为要抓紧一切时间做实验。侯云德每天坚持上网收集全球最新的科研成果资料，编制生物信息数据库，提供给重大专项和所里同事参考。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我只是做了点实实在在的事，更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谈及自己的获奖心情，侯云德语调平和，“传染病防控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而降低艾滋病、乙肝和肺结核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也是我的心愿，更是我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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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3期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