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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重点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专家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文章导读: 应该如何理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这一论断,又该如何理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连线多位专家进行分析、解读。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姚冬琴 王红茹 徐豪 贾国强 | 北京报道

责编:陈惟杉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50期)

“5年来,我们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12月20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韩保江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谋划和进行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指导思想和灵魂思想。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经济该如何发展、如何谋篇布局,指导思想非常关键。

韩保江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还提出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新常态下应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科学的理论和判断,这些都构成了指导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思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应该如何理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这一论断,又该如何理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连线多位专家进行分析、解读。

何谓高质量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最重要的表现是市场需求对供给的要求发生了重大变化。

“总的来看,市场需求将会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增长,而且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发生重要变换,我国物质技术基础已经达到较大规模,多种产品生产能力位居世界前列,对社会总需求的数量保障能力显著提高。从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从普遍的短缺转变到普遍的过剩,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的时代,进入到‘好不好’的时代。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显著特征。”张立群说,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到高质量化发展,是划时代的变化。

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看来,我国进入了工业化后期,这个阶段主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质量。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说,从中等收入这个角度看,我国正好处于中高等收入阶段,要想走出去,一个最核心的要求就是要重视经济增长质量,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速度。

那么,究竟什么是“高质量发展”?

黄群慧解释说,我们长期一直在努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核心要义是经济高速增长要从集约、效率,包括质量、动力等方面进行转变,核心归结为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高质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提法,也是一个很概括性的提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汪同三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提醒说,“高质量不是简单指普通人过日子用的东西要好,一定是从微观到结构、到动力、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

他进一步解释说,从微观角度讲,高质量就是产品好,深入一点,高质量反映在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益方面,这是整个经济效益的高质量;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要分析怎样调整经济结构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经济结构的高质量;在发展动力上,真正高质量的动力是创新。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则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整个经济体系更加健康、更有活力的标志,并没有哪一个单一指标可以完全代表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经济的新动能不断增强,比如在移动互联、共享经济方面,我国取得了全球相对比较领先的发展,促进了资源更有效的利用,这就是高质量发展的表现。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还不高,推动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

对比高速增长阶段与高质量发展阶段,张立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高速增长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以数量快速扩张为主,主要解决的是短缺问题,而高质量发展则强调的是质量和效益,是解决好不好的问题。这个进步既表现在物质生产方面,包括服务业提供的服务质量,同时也涉及到制度的成熟化,联系着整个经济活动的规范性和有序性。”

扭转唯GDP论的衡量标准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意味着经济增速的问题将会被放到相对次要的位置。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韩保江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不通过质量驱动,我们很难实现由高增长向高质量转变。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把速度问题放到了第二位,或者放到了相对次要的地位,把追求经济质量和效益放到了经济工作首位。当然,‘稳’与‘进’是辩证统一的,要质量不是不要数量,强调质量也不是不要速度,这个辩证关系要处理好。”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特点之一便是不能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而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首先关注的是质量、效益,而不是数量。但也不是说完全不关注数量了。要在经济规模平稳运行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发展质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以质量建设为总的出发点,构建一套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这很显然就成了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韩保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姚景源向记者表示,在确定经济政策时,要跟过去有非常大的差异。在高速增长的时候,制定政策时追求数量、速度、GDP。但是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在经济政策上不要再去片面地追求速度、数量,要坚决遏制住低端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产业。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则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扭转过去唯GDP论的衡量标准,今后不妨着重从四个维度来评判经济发展的质量:一是创新及经济增长新动能,比如新兴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等;二是效率,比如全要素生产率等;三是产品质量,比如中高端产品占比等;四是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比如单位GDP的能源消耗、产能利用率等。

从三大攻坚战到八项重点工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按照党的十九大的要求,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面临新困难。近期来看,要打赢三大攻坚战,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这本身是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有质量发展的要求。”韩保江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韩保江解释说,高质量的发展不能是冲刺式、泡沫式的高风险发展,而要是稳健的、有效益的、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实惠的发展;质量体现在全面性,整个社会来看,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要让老百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污染防治既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人民生活的客观要求,更是我们引领国际社会,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要求。“打赢这三大攻坚战,不发生系统风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能如期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有了好的开端。”

“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要重点打好三大攻坚战。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金融领域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这样我们未来的经济成长就会有很好的环境,经济发展才能保持连续性。这对当前中国经济非常重要。”连平对记者表示。

具体到金融行业该如何作为,连平分析说,“经济向高质量方向发展,首先看实体经济。工业、制造业、农业,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指引下,朝着更高质量去发展。一方面,实体经济本身要有作为,另一方面,金融也要给予很好的支持。金融支持要有的放矢,大力支持能够促进经济质量提升的方面。反过来说,金融也要从僵尸企业、‘两高一剩’中加大力度退出来。”

“打赢三大攻坚战,落实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就要抓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8项重点工作。”韩保江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8项工作很显然是瞄准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而展开的具体化和现实化的举措,“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要实现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具体部署。”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做哪八项重点工作?

重点工作一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何八项重点工作之首便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高质量增长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根本上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从过去主要放在需求上,现在转到供给上。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2015年提出后,一直是我国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主线,尤其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应该是推进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

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包含哪些内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分析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并不完全等同于“三去一降一补”。新时代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就有拓展。比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要“大力培育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等,都为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就是通过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进质量、效率和动力的三大变革。”黄群慧分析说。

潘建成对记者分析说,俗话说“不破不立”,只有坚决地破除无效供给,清理僵尸企业,才能为发展培育新动能腾挪更广阔的空间。在此过程中,要遵循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多地用市场的方法去破,用市场的方法去立,这样的经济体系才会更加健康,更加有活力。与破、立相配合,需要加强供给环境的完善,其中降成本是重中之重。

重点工作二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提高经济效益,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说到底得调动各类市场主体,包括劳动者的积极性,如果没有市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他们预期不稳定,不扩大投资、不积极推动要素自由配置、不积极投身劳动创业,那么经济建设就是无源之水。”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韩保江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说。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解读说,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首先要提高国企竞争力。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国企效率问题一直是重中之重。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完善国企国资改革方案,围绕管资本为主加快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九州证券邓海清团队认为,对于国企改革,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取得重大理论创新,国有企业的提法换成了国有资本。

除了提高国企竞争力,刘元春认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就要给民企“安全感”,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有恒产者有恒心”,落实保护产权政策对改变民营企业家预期有非常大的调整作用,是本次会议精神很大的亮点。

刘元春还认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就要给各类市场主体“公平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就是要把原来在试点地区实行的负面清单制度全面推广、深度推进。要以全面实施负面清单制度为突破口,约束政府的权力,在目前“放管服”的基础上继续深化,让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回归。

重点工作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韩保江对记者分析说,按照十九大提出的目标,要集中优势兵力,破解农村短板。同时,激发市场活力,首先要调动农村劳动人口的活力,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是激发全要素生产率的必要步骤。

而与十九大报告相比,广发策略戴康分析认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增了“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让收储价格更好反映市场供求,扩大轮作休耕制度试点”的表述,丰富了农业领域除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集体产权两大制度改革以外的制度建设。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则认为,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的客观要求。一方面从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转化来看,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滞后,成了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融合发展的短板;另一方面,从现代化角度来看,全面现代化是要“四化同步”,不平衡就表现在农业现代化与总体现代化不平衡。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主任范树印向记者分析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扶贫攻坚,是土地整治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两个主战场。农业的供给侧改革,强调的是农业生产的新动力。土地恰恰处在政策和资源供给侧一端。通过土地整治更有效地服务农业供给侧改革,一是大力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二是通过科技创新形成一批优质耕地,为农业土地利用的优质建设、优质利用、特殊保护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

重点工作四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对记者分析说,区域发展也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有些地区像上海,已经发展到后工业化社会,而有些地区是在工业化中期,甚至初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解读说,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影响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点,保持合理的职业结构,高起点、高质量编制好雄安新区规划。郑新立分析说,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要将雄安新区建设成一座能带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创新型中心城市、全国绿色发展示范城市、城乡协调发展的标杆城市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化宜居城市。

此外,郑新立认为,加快中西部发展,要注重加快中西部农村的发展。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带动更多社会资金和银行贷款投向“三农”。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应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精神,把对国有资产的管理由管资产为主转变为管资本为主,除少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企业实行国家授权资本经营之外,多数企业应吸收民间资本入股,实行混合所有制。

重点工作五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方案研究院执行院长罗来军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部署,可以归纳为三项举措,即放宽市场准入、促进自由贸易和提升对外投资水平。

罗来军认为,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继续精简负面清单,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大西部开放力度,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继续促进自由贸易,加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力度,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并促进贸易平衡,更加注重提升出口质量和附加值,下调部分产品进口关税以及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有效引导支持对外投资,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引导与促进中外产业企业进行多种方式的投资、贸易、生产、管理等方面的合作。

联讯证券朱俊春分析师团队则分析认为,与以往强调出口不同,这次更注重进口;与以往强调货物贸易不同,这次更注重服务贸易,意味着金融业开放力度会加大;与以往强调引进外资不同,这次更注重对外投资,意味着资本项目开放会进入新局面。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韩保江对记者分析说,中国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要继续强调引进大量的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外资,更重要的还要推动中国健康地走出去,规范对外投资,增强产品的对外出口,继续维持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应有的竞争力。

重点工作六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韩保江对记者分析说,发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集中体现在民生事业的发展上,因此要千方百计地通过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就业、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等来切实保障和解决民生,解决人民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难题。但同时要注意,也不要吊高胃口,不要人为调高标准,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解决好性别歧视、身份歧视问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这是实现就业高质量增长新突破的重要方面。

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改革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迟福林表示,养老保险中央调剂金将于明年正式运行,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方案也已经出台,奠定了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的坚实一步。2018年,应尽快出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稳定各方预期;针对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要下大力气突破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各种痛点、难点。

而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小川认为,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直接回应了人民群众当前在生活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在教育方面,会议十分关注“择校热”、婴幼儿照护、早期教育等问题,这意味着今后相关政策资源开始向学前教育延伸。

重点工作七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全国房地产商会联盟主席顾云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分析说,“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是十九大报告提出来的,新的一年,必然要启动和加快“两多一并”的住房制度改革。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解读说,这次会议将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放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表明这是当前完善住房制度的核心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发展长期租赁,并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也是在努力化解租期短、租赁关系不稳定等阻碍人们选择租赁住房的痛点,加快补足租赁市场发展水平低这一短板,从而真正实现“租购并举”。

韩保江对记者表示,说到底还是要贯彻“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只有通过住房制度改革来推动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才能使中国经济不因房地产泡沫而引发其他风险,这样中国经济才能行稳致远。

除去对于住房制度的表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指出,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实行差别化调控。

对此,顾云昌认为,“两多一并”主要是讲我们要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这个目标,这句话主要针对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我们现在主要在调控,更重要的是长效机制的建立。

刘洪玉表示,近一年多来,我国房地产市场总体上在朝着既定的政策目标发展,保持政策的连续与稳定,是目前最合理的政策选择。

对于“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实行差别化调控”,刘洪玉认为,改善土地和住房供给、完善住房保障服务多为地方责任,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完善基础性制度,促进市场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则多为中央责任。因此,所谓“差别化调控”,中央应主要从明确政策目标、完善制度和政策体系入手,给地方充分的授权;地方上则要主动作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分级分类分层,实现精准调控。

重点工作八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韩保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常抓不懈的问题,是攻坚战的内在要求。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副会长骆建华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环境保护得到空前的重视。以大气、水、土壤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为重点,我国环境治理进程进一步加快。”

骆建华表示,我国经济总量和增量仍在持续上升,污染物新增量依然处于高位,污染物排放量总体上仍处于高位,环境压力仍然巨大。“污染三大源头工业、城市生活、农业,只有城市生活这个源头控制得还可以。工业内部,产业之间也不均衡,比如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电力行业控制得比较理想,非电行业不太理想。农村地区也是污染防治的短板。”

如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进一步补齐环境短板?骆建华建议,要采取综合性措施防治污染,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更多地采取奖励性措施,而不是惩罚性措施;更多采取“污染者付费、第三方治理”模式,而不是单一的“谁污染、谁治理”模式,提高治理水平。

“可以考虑建立一套以环境质量达标为目标的规划,比如,空气质量可以制定一项达标规划,以2030年全国PM2.5达到35微克/立方米为目标,分区域分时段分解任务。以规划为着力点,争取到2030年,消灭雾霾、消灭黑臭水体,消灭劣Ⅴ类水等,全面实现环境质量达标。”骆建华说,同时,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共治,要推进PPP、第三方治理等方式,撬动、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环保领域,全面推进环境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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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50期封面

《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50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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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何颖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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