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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为何提名鲍威尔,美联储要“去监管”了吗?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已提名杰罗姆·鲍威尔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如果提名获得参议院批准,鲍威尔将于2018年2月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讲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王鹏

编辑:牛绮思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45期)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已提名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如果提名获得参议院批准,鲍威尔将于2018年2月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

提名公布后,《华尔街日报》曾对59名经济学家进行咨询,其中约88%的受访者表示,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将实行与耶伦任内相同的货币政策,有12%的受访者认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更偏向收紧。同时,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经济学家认为,在鲍威尔领导下,美联储一定程度上将放松金融监管规定。也就是说,“去监管”或将成为鲍威尔与耶伦的主要不同。

提名鲍威尔或削弱美联储独立性,同时增大白宫的影响力

对此,美国内外、朝野上下反应不一。

有人认为,这是特立独行的特朗普应对多方诉求的平衡杆,因为人们普遍认为鲍威尔将大体上延续耶伦的货币政策,因而该提名或将在短期内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也有人因为鲍威尔的学科背景而质疑其专业性。毕竟,在一个40多年来都为顶级经济学家所垄断的关键岗位上,这位律师出身的新帅能否指挥得动手下200多名经济学博士,是一个很现实的组织管理问题。

该提名使得耶伦成为40年来第一个未获对手党派总统提名连任的美联储主席。而在美国这样一个“制衡与平衡”(check and balance)政治文化深入人心的国度,这种“派性”的失衡,足以令市场为美联储未来的独立性而担忧——尽管鲍威尔本人在两党之间都有很好的声誉,且态度中立。

众所周知,前主席伯南克在任期间,已将美联储决策规范化、透明化,并降低了主席个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力。这些举措增强了美联储政策的稳定性,使其更易于被市场观察、预测。

然而,目前特定的情势,使特朗普获得了以进一步改变美联储决策层构成的方式来影响其监管政策的走向。这是因为,在美联储总共7个理事职位中,当下恰有3个空缺。如果明年2月鲍威尔成功获得参议院批准而成为美联储主席,同时耶伦届时卸任主席且一并辞去理事,那么空缺名额将达到4位。这意味着,如果届时特朗普能够成功使与其政见相投的人出任这些名额空缺的职位,那么这位白宫的主人将有机会把权力之手伸向这个一度自诩为“独立机构”的核心部门,并左右其未来走向。

那么,这种改变最可能在什么领域发生呢?

放松银行监管,白宫向华尔街的妥协?

目前来看,最有可能发生改变的,就是此前耶伦一直强调的强力维持金融监管力度的政策。

特朗普能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依靠的是拉拢中下层选民,尤其是生活在所谓“铁锈带”老工业区的“红脖子”——白人(男性)劳工阶层。同时,特朗普在竞选前后对华尔街银行家也从来不吝惜严厉斥责。而现在,又为何会发生变化?

“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孟子·离娄上》第六)从广义的政治学意义上讲,我们也可以将此论理解为:团结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从来都是统治者巩固自身权位的不二法门。特朗普作为一位曾经的“政治素人”,从参选开始到执政一周年,在与华盛顿建制派的缠斗中也逐步磨平了棱角。而商人本色更使其不吝各种机会与对手达成有利于己的妥协。“替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日渐成为其行为特征。

如果我们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同时将特朗普的内政—经济政策与他的外交—安全战略结合起来观察,亦即将他对美国金融银行业的妥协、在监管这一最敏感事务上的让步,与其在中东地区推翻奥巴马“撤离中东、全力以赴亚太再平衡”转而坚定支持沙特、以色列等中东盟友维持对俄罗斯、伊朗等国的战略压力,以及推翻奥巴马“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中保持相对平衡”转而全面倒向以色列的行为联系起来,似乎可以看出特朗普在衔接其内政外交一体两面的政策时所遵循和依托的节点,那就是:

一方面,对中下层,拉拢基层选民,以保证自己3年后竞选连任时所必要的票数(基本盘)。要达此目的,需要在经贸领域争取对美更为有利的制度安排。

而另一方面,对上层,通过不同渠道(譬如他的犹太裔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加强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权贵阶层达成和解与合意,在内政(放松银行、金融监管)与外交(坚定地执行偏向以色列的中东政策)上出台他们所期望的政策,以确保他们对自身政权的支持。

回顾8年前,面对经济危机、两房崩盘、雷曼倒闭后的一片狼藉,民主党奥巴马总统的《全面金融改革计划白皮书》授予美联储更多权限,使其成为经济领域的“超级警察”,全权监督管理那些“太大、太重要以至于政府无法让其破产”的金融公司或企业。

此举固然是对此前美国金融界不受限制的加杠杆、冒险行为的一种反思与克服,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譬如,不同部门的监管模式存在差异,这可能严重影响合并后单一超级监管部门的运行效率。又如,“权力导致腐败”,权力过大或过分集中的监管部门也有可能过度膨胀,甚至走向反面,降低市场监管的公平与效率。这些批评也是促成此次鲍威尔能够得到提名的“民意基础”。

站在华尔街的角度看,“去监管”无疑是重大利好。在金融危机前,美国“双线多头”金融监管体制(联邦和各州均有监管权力)所存留的诸多漏洞与真空,使得一些风险极高的金融衍生品能够从中剑走偏锋,利用监管权力分散所造成的盲点把自己做大做强。利润极高的投资银行比他们的商业银行同行们受到更少的监管,而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和对冲基金等更是游离在联邦监管之外。尽管经过8年的扩权与整合,即便此次鲍威尔成功上台且有效推行“去监管”举措,当年投行们的好时光也不大会回来。但至少这种趋势总是华尔街所乐见的。

特朗普想要在金融领域有自己人

最后,还是回到对特朗普及其提名鲍威尔用意的政治学分析上来。美国的权力架构,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外,掌握话语权的媒体和掌握货币大权的美联储也是最经常被冠以“第四权力”头衔的机构。

特朗普就职一年以来,和(建制派/自由派)媒体的战争仍在继续;未来似乎也看不到多少和解的可能。因此,对他而言,最优策略就是在进一步确保共和党国会多数党以及借助国务院等行政部门控制行政权外,集中力量去争取手握财权的美联储——这是最紧迫且相对最可行的办法。通过这次人事提名,以及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理事空缺职位填补的精心安排,或将进一步巩固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上层的执政基础,为其3年后竞选连任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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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45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2017年第45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网络编辑: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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