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记者 谢玮）11月3日，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在 “中金公司2018宏观策略媒体会”上表示，中国经济的结构和增长逻辑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会上，中金公司发布了中国宏观专题报告《经济增长后劲可期| 2018年宏观经济展望》，报告将2018年实际GDP增速预测上调至6.9%，而目前市场一致预期为6.4%。

梁红表示，中金对大众消费、房地产投资以及制造业产能投资增长的预期比市场共识更为乐观。此外，《报告》预计2018和2019年名义GDP增速仍将保持在10%以上。

《报告》预计，2018年全年CPI可能从2017年的1.6%上升至2.5%，而全年PPI或将回归“常态”至3%左右。《报告》认为，在再通胀持续、且真实利率下降的宏观环境下。货币政策方面，会继续退出宽松。2017年底美元兑人民币为6.68左右，而2018年底达到6.48左右。财政政策方面，报告预计财政政策有望保持相对宽松，政策重点可能会进一步转向改善收入分配和盘活“存量资金”。结构性改革方面，预计明年重点将放在提高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上，其中包括改善收入分配、推进城镇化，以及继续实行供给侧改革和环保标准升级。

梁红表示，过去两年，中金的判断与市场一致预期并不相同，在房地产和杠杆两个问题的判断上可见一斑。

梁红指出，过去几年，对中国经济增长悲观最常见的观点逻辑如下：中国住宅市场明显供大于求，房价虚高。随着房地产建设投资的下滑，一定会带来经济的减速。房价的下调，一定会带来金融系统风险的上升。

“在我们看来，中国房地产未来的需求空间还是很大的。”梁红表示。

中金分析认为，以国际可比口径衡量，中国实际城镇化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可能只有40%左右，现在仍然以每年一个百分点多的速度在上升。中国当前房地产市场最突出的矛盾是城市住宅建设用地供应量过少。中国只有0.89%的土地被用作城镇建设用地，仅0.3%可用作建设住宅，这一比例在美国分别为2.7%和1.4%，在日本分别为5%和3%。政府的税收和土地出让金占到城镇房价的六到七成。中金认为，中国房地产问题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不应求，而设计良好的公共住房政策可以既有效支持内需持续增长，又促进财富平等分配、限制房价过快上涨并维持政府预算平衡。

此外，中国的杠杆率水平也一直是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

梁红指出，中国的高杠杆率的根本原因是储蓄率过高，尤其是公共部门储蓄率过高，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的严重滞后。“储蓄过剩”带来的挑战是长期增长的机会成本较高，但并不代表着中短期内有信用危机或流动性风险。

中金研报认为，旨在降低中国低效的储蓄率，以及改善公共财政治理的改革措施，包括对国有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的改革，才是在中国精准去杠杆的核心问题。这些改革未必会削弱经济增长；相反，削减和盘活大量闲置资金和资产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并提高效率。过去两年内中国政府多管齐下，进行了一系列盘活存量资金的努力，包括完善预算编制和执行，减税降费，允许更多五险一金聚集的储蓄投向资本市场，以及在不提高财政赤字的情况下增加转移支付。但是，尽管政府机关团体存款的增速从两年前的20%以上已经大幅下滑，截止今年9月底，这些存款仍然高达GDP的32.2%。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经济仍为低效的公共储蓄承担着显著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也为“无痛（或低痛）地”降杠杆提供了潜在的解决之道。

谈及“新周期”，梁红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和增长逻辑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从结构上看，以服务业和消费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50%。在结构调整方面，贸易依赖度和集中度显著下降，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已经降低到入世前的水平，国别集中度大幅下降，低于美国、日本的水平；GDP中消费占比不断上升，中国的消费类进口产品比例逐步增加。

梁红认为，这样的变化，根本上来源于中国收入分配近年明显改善，“相对于OECD及美国等国家，我们的改善是最大的”。与此同时，政府的“民生类支出”在整体财政支出中的占比进一步上升，从十年前的约6%涨至今年的约12%。

“最重要的是逻辑的变化，中国的内需会带动制造业的投资，会印证过去基建投资的合理性，未来进口会带动出口。”她表示，“这与十年前‘出口上升带动制造业投资，低收入人群加入就业大军，出口需求带动原材料需求和基建需求’的逻辑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