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31期）

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强调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后，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要求落实属地责任，堵住“后门”，坚决遏制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

在政府总体债务率依然可控的情况下，如此高规格、高频度地部署落实遏制隐形地方债增量，是为了未雨绸缪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其现实针对性主要在于：

首先，我国地方性债务问题虽然在近年来已经获得改善，但仍有部分地方政府利用种种复杂形式钻“后门”空子，如通过主导成立产业基金、政府专项基金、政府引导基金、PPP等方式，混淆企业负债与政府负债的界限，导致宽口径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增速依然偏高，债务的主体责任界定也依然相当困难。

其次，虽然加总后的地方性债务余额离安全边界尚有距离，但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中，无论横向还是纵向的地方财政状况差异巨大，导致结构性、局部性的风险隐患时有显现，有些省级行政区的债务率，就已经高于100%甚至接近200%。

第三，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高度依赖，导致房地产市场潜在风险与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相互捆绑、相互刺激。例如，2016年全国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达到3.75万亿元，在高基数情况下同比增幅高达15.1%，而这种越来越失衡并且难以长期维系的财政收入来源配比，对地方政府长期、稳定的还本付息能力具有显著“双刃剑”效应。

提前发现风险苗头，提前进行针对性整治，这是中国长期保持平稳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法宝。这个法宝要在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过程中继续奏效，既要在紧迫性倒逼下强化各种风险处置举措的刚性约束与手段创新，如坚决堵住“后门”、合理开好“前门”，同时还要在问题导向下探清风险产生的源头，从根本上消除风险反复冒头的制度性诱因。

地方债“后门”难堵，是一系列历史性因素相互交织的复杂结果。一方面，我国财权重心上移的过程中同步伴随着事权重心不断下移，结果就是，与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相比，目前我国中央政府直接支出的比重明显偏低，而地方年度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则长期倒挂，两者之比始终维持在160%以上。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本就倒挂的财政支出中，有过高的比例被投入到生产性、投资性用途，而且这些投入一般多集中在产出效率较低的领域，再加之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很难解决，导致地方政府维持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更显不足。

要彻底堵住地方债的“后门”，必须立足系统化治理，其中重点就是要进一步理顺并明确政府财权与事权划分，同时还要进一步强化并突出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一核心职责，而仅此两项重点，本身就都是很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在顶层设计下各方面配合、协同推进才能日见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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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31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