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29期）

备受瞩目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日前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

这是新形势下及时推进的新战略部署。与之类似，此前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无一例外地直面重大挑战，谋划重大改革。其中，1997年召开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重点加强了中央对全国金融系统的集中统一领导；2002年召开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重点推进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2007年召开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重点开展了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多元化改革；2012年召开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重点探索了“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制度”等金融改革十大议题。

正是立足这一与时俱进、相互衔接的改革历程，中国总体上较好地防范和化解了历史积累的金融风险，支持和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并且还为下一轮金融改革攻坚克难提供和完善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不同的阶段需要承接不同的任务。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之时，正值中国金融业内外风险交织错综复杂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最大的挑战，即在于如何在原有“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框架基础上，主动、有效地增强金融监管协调的权威性、有效性，强化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穿透性，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以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为标志，中国的金融监管基本框架从统一到分业再到统一，这绝不是简单的重回起点，而是在更高水平的金融格局中主动求变的全新征程，其合理性乃至必要性在于：

首先，统一监管符合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发展趋向。近年来，伴随金融自由化进程加速，国内金融机构业务品类不断外延，经营范围不仅触及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信托等各分支领域，而且很多看似单一的创新业务，也很难被严格归类到任何一种传统金融门类中去，而面对这种情况，只有审慎的、全覆盖的统一监管，才能既符合市场导向，又避免“牛栏关猫”。

其次，统一监管是推动金融工作回归本源，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这主要体现在新常态下金融需求相互关联、相互牵制，譬如影子银行的规模膨胀，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融资便利化，但若不加以适当控制，又会影响到去杠杆任务及抑制资金脱实入虚等目标设定。因此，像这样多重约束条件下“度”的把握，显然只有在所有监管机构充分共享信息、密切统一行动的情况下，才能有效逼近最优解。

第三，统一监管是中国金融开放进程中亟须补强的制度基础。当今全球金融体系动荡加剧，因此，在中国金融开放进程已不可逆转的大背景下，中国有必要依托统一监管等制度建设，及早谋划以应对越来越显著的外部风险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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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29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