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艾德维《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I 摄

专访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艾德维：

我们希望中国在未来世界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张璐晶 |北京报道

自2007年进入中国，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已经走到了第11个年头。

从2015年8月被任命为大中华区首席代表以来，艾德维（David Aikman）在中国时刻感受着这个国家的创新和变革，从使用方便的移动支付到骑着共享单车去上班,再到看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世界经济论坛的活动中来。

“在北京这样充满活力、日新月异的城市生活太棒了。”艾德维说。

6月27日至29日，在大连举办的第11届新领军者年会有什么看点？艾德维如何评价自己在中国的工作？

我不认同只有发展中国家才能从“一带一路”倡议中受益的假设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是您作为大中华区首席代表的第二年，如何评价自己过去一年的工作？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艾德维：过去一年，我很高兴看到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世界经济论坛的活动中，中国的领导层也更多地在国际场合展开交流，我们希望中国在未来世界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最有成就感的是习近平主席出席冬季达沃斯会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出席论坛，是对我们工作业绩以及可以为中国发挥作用的巨大肯定，我特别荣幸能在会场中亲耳聆听习近平主席的演讲，我对能置身于这样的历史进程特别有成就感。

世界经济论坛作为一个平台，不仅可以更好地帮助中国了解世界，也可以帮助中国向世界传播它的思想，推广它的商业理念。

《中国经济周刊》：在习近平主席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数月之后，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您怎么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国际合作中，中国所扮演的角色？

艾德维：在今年的冬季达沃斯上，习主席提到中国将扩大同国际伙伴的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发展、气候变化等重大领域。这和随后中国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样都传递了明确的信息，就是中国希望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共同的理念，扮演更加中心、更加重要的角色。

习主席谈到了命运共同体，这样的共同理念可以带来更好的包容性发展。我们看到中国批准了巴黎协议，也力求通过“一带一路”为国际社会创造更多的包容性发展。中国企业的视野更加国际化，很多企业成为创新和生产力的驱动器，通过更多地参与国际合作，这些企业可以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也为国内外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加强地区合作提供了全新的交流合作模式，这不是以前的自贸区或贸易协定，而是提供了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合作平台，通过共商共建，群策群力，共同推进合作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中国看到了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路径，通过合作达到共赢的目的。我不认同只有发展中国家才能从中受益的假设，我认为，大家都可以从中获取经济利益。

世界面临的风险加剧：逆全球化、贫富差距扩大、人口老龄化

《中国经济周刊》：在过去的一年，也出现了许多逆全球化而动的局面，比如，英国脱欧、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等，都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您如何看待这种风险？

艾德维：今年以来，不少国家的选举都产生了更加中间道路的政府，如荷兰、法国，加上之前的英国脱欧和美国的现状，让我们看到世界局势走向似乎存在这样一种趋势（逆全球化）。我们认为，世界体系仍有不少系统性风险，我们需要加强世界体系建设，加强国际合作来抵御这些风险，通过科技创新、新的商业模式来重振国际经济。

我们也需要改良市场资本主义，因为全球化并没有平均地给每个国家带来预期的好处。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颠覆性变化。很多根本性的系统性风险依然存在，而各国政界正在做出各自相应的反应。

中国是一个好例子。例如，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在中国通过技术创新以及精心设计的政策，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中国正在成为这一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全球风险报告》揭示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和收入不均是最明显的风险之一，实际上从2012年首次提到收入不均以来，2013年、2014年，收入不均都位列全球五大风险之首，您怎么看待收入不均持续扩大的问题？

艾德维：收入不均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施瓦布教授早在上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就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了警告，所以这个问题出现在我们的结论中并不令人吃惊。我们正致力于找到减轻这个全球化负面后果的途径，聚焦于创造更公平更具包容性的新增长。这需要相关国家努力减少一些系统性问题，如腐败、机构效率低下等，这些问题影响经济增长和财富的平均分配。今年我们选择这个主题，希望引起对包容性增长模式的更多共鸣。

《中国经济周刊》：在解决收入不均的问题上，有没有特别有效的方法？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有哪些解决途径？中国表现如何？

艾德维：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特别好的唯一标准，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有各自的解决途径，关键不在于国家财富的多少，而在于分配政策。中国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有做得很好的地方，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根据我们的研究，一方面，中国在鼓励小企业创业创新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另一方面，在税收政策、社会保障建设等方面，或许还有改进的空间。

《中国经济周刊》：人口老龄化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面临的问题，如何看待由此而来的社会变革？

艾德维：未来的35年，世界将增加大约20亿人口，与此同时，将有13亿人进入老龄，这给很多国家带来了重大的人口结构挑战。世界经济论坛近期发布了关于全球养老金危机的报告，考察各国养老金计划的负担情况。报告预测，中国今后每年养老金赤字将以7%的速度增长，从11万亿美元增长到2050年的119万亿美元，这将给中国和其他经济体带来巨大挑战。

与此同时，我们也考察了“银发劳动力”的劳动技能贡献，发现在很多国家这是没有被很好利用的资源。在中国，老年劳动力对社会的贡献远远未被开发，通过适当的培训和很好的企业文化，很多老年劳动力还可以为中国经济社会继续做出贡献。中国可以多进行超前思维，发展健康行业、养老行业等，不仅刺激经济发展，也可以减轻个人养老压力。

《中国经济周刊》：在很多国家都面临着生育率下降的问题，您怎么看？

艾德维：确实，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生育率都在下降。研究日本这样面临严重老龄化的国家，可以预测人口结构问题将如何带来经济上的不平衡发展，再思考开发哪些新技术、新行业可以带来新的商业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