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13期）

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时表示，在实施多年量化宽松政策之后，本轮政策周期已接近尾声。

事实上，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已经开始迈过货币政策拐点。其中，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区间已于近日再次调升25个基点；中国央行则通过适度上调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利率等方式，渐进地推进货币政策回归稳健。

周小川行长的上述表态，既是对已发生事实的概要陈述，更是就未来可预见时段内货币政策走向的预期引导。市场对于这样的信号，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原因如下：

一方面，延续多年的事实性宽松货币格局较易形成惰性思维，而中国较为特殊的国情之一，即货币政策目标过多（包括稳增长）且缺乏优先目标，进一步引致市场不太相信经济增速下行期间，货币政策基调会有较显著的收紧趋向，很多市场主体，甚至包括不少地方政府对此缺乏严肃认真的风险防范与管控。

另一方面，中国的货币政策基调又确已到了必须向稳健回归的关键路口，这种必要性不仅仅有来自国际间相互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的需要，更有来自国内自身经济、金融形势演变催生出的审慎性要求。例如，去年全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2.65万亿元，其中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为主的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增加5.68万亿元，占比高达45%（而且这还是在四季度起房地产调控急剧加码后录得的数据）。由此表明，过宽的信贷供给不仅未能如预想的那样流入除房地产以外的实体部门，反而还极大地加剧了抑制资产泡沫的紧迫性和困难度。

以史为鉴，以邻为镜。上述政策调整的必要性，与预期转换的滞后性之间存在的矛盾，一旦处理不当将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以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以及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前的美国为例，由于房地产市场始终沉醉于央行不会刺破泡沫的幻觉中，导致泡沫在自我强化的怪圈中越吹越大，及至两国央行终于迫于事态严重，分别在1989—1991年间及2004—2006年间转为连续加息，市场猝不及防下只能以“崩盘”做了结。

当然，中国目前较有利的一点是，留给各方协调步伐的时间还有一些(但绝不是无限期的)。各方要充分利用好这段非常宝贵的缓冲期，积极推动事态向平稳方向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立足及时有效的预期管理，尽可能减缓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短期阵痛。

具体而言，这项工作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就是要像“权威人士”指出的那样，“要善于进行政策沟通、加强前瞻性指引，提高透明度，减少误读空间，及时纠偏，避免一惊一乍，不搞‘半夜鸡叫’”；对于市场主体来说，就是要善于倾听、领会、理解和尊重政策指引，同时更重要的是，要真正全面、深入、客观、理性地分析、把握市场动向，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沉浸在自己主观乐见的所谓趋势判断中刻舟求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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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13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