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中鼎国际建设集团董事长 胡立俭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11期）

纵观历史，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往往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正在崛起的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21世纪，殖民和掠夺这种非正义的资本扩张模式早已被正义和良知所唾弃，取而代之的是在平等、公正、法治框架下建立起来的资本扩张新秩序，在新秩序的主导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正在努力谋求各自的“资本地位”。而在新一轮的全球资本竞争中，“中国资本”也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和使命走出国门、迈向全球。

矿产资源作为一个国家的“工业血脉”之所在，自工业革命之初便成为各国资本争相竞夺的主要战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在 “走出去”战略和资源战略的号召下，我国矿产企业纷纷赴海外上市、收购矿权、实施并购。尽管我们争先恐后、乐此不疲地将大把的真金白银投向海外的矿产资源市场，尽管企业的投资决策建立在大量科学系统的可研基础上，尽管每一项的投资看上去都十分的合理、可行，但中国矿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高达80%以上的投资失败率却是我们无法回避且令我们汗颜又尴尬的现实。笔者浸淫外经行业多年，阅遍业内同仁之成败，亲自主导实践过成功的海外矿产资源投资项目案例，经反思、沉思、慎思，总结出海外矿产资源投资的策略，现整理成文，且当抛砖引玉。

看准市场，融入所在国的行业生态

对市场的判断考验着投资者的格局和视野。从资本输出地的角度来看，投资目的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和政治格局，行业的准入门槛和相关法规，外汇及劳工等相关政策，乃至于宗教、商业习俗等人文生态，都决定了目的国的投资环境是否适合外国资本进入。而从资本输出的行业的角度看，矿产品价格“触底反弹”的例子屡见不鲜，投资者的机会往往出现在矿产品价格的低位运行期，基于对市场运行趋势的科学系统分析，回报也许会“迟到”，但绝对不会“缺席”，企业对于投资的回报不应该执拗于当期利润，而应将利润锁定在预期，大胆“抄底”低位冷门市场，将投资的成本和风险降至最低。如此，投资者的终期收益往往是确定的甚至是“惊喜”的。

不同于工程承包行业“短平快”的特点，矿产投资类项目往往周期较长，企业要融入所在国的行业生态链，一定要选择与当地企业开展合作，才能真正获得“投资者”的身份认同，否则就有可能被视作破坏行业生态平衡的“入侵者”。一个优秀的合作伙伴，能使项目的实施事半功倍，企业应该遵循以下几项标准对合作伙伴进行考察：一是必须是行业内的企业；二是有着强烈的合作意愿；三是具备一定实力和规模；四是具备一定的行业地位，五是道德风险较低，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选择一个好的合作伙伴，诚信比实力重要，对方必须是既可“信赖”亦可“依赖”，既重“法理”又重“情理”的企业，能够严守合同约定，坚守商业道德准则和职业操守，双方才能构筑起精诚合作、互信互助、同心同德、互利共赢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和各种风险。

而在商业模式的选择上，尤其是与合作伙伴的合作模式选择上，“放手”比“拥有”更有利于项目的实施。因为收购矿权的投入较大，矿权搬不动、带不走，也拿不回，一有“风吹草动”，将对海外资产的安全造成极大的风险。企业应将投资重点从“主权”转向“股权”，通过投入设备、技术、基建、管理等方式占有资源的“股权”，一方以本国企业的身份在 “台前”运作，一方以项目综合服务商的身份在“幕后”运营，最大程度发挥双方资本和专业优势。

参透国内外政策，整合产业链资源

对外投资涉及面十分广泛，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政策等“后勤保障”，中国企业到海外实施矿产资源开发，除了自身的实力加努力，也离不开来自国家、政府方方面面的支持。在海外能源战略的引导下，我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在不断地出台并完善投资海外矿产的鼓励政策，包括对外投资由核准制过渡至备案制的简政放权措施、以避免对外投资企业双重赋税为目的的所得税减免、饶让（认可企业在海外所享受的免税政策）等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稀有稀缺矿产资源回运国内的运输补贴制度，以及由中央财政出台的风险勘探专项资金补助等。随着当前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深化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发展基金）、丝路基金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各大商业银行也纷纷为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矿产资源开放了融资渠道。企业应该抓住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升级和“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将各类、各级的鼓励政策吃透、研细，尽量争取来自国家、政府、社会层面的大力支持，便能使得“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投资政策是一个国家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应该对投资意向国家的政策因素进行充分的考量，选择有利于自身的政策环境。随着近年来全球矿产投资的降温，世界主要矿产大国纷纷改善矿产投资环境，以吸引投资者的进入。一是放宽外资准入条件，简化审批手续，促进矿业投资便利化。如印尼、智利等国家下调投资额度限制，澳大利亚将西澳矿产开发项目的审批时间从5年减少到2.5年，使矿山项目投资成本直接下降了20%～30%。二是实施优惠税收政策，鼓励矿山项目投资。如秘鲁2015年将所得税从30%降至28%，并承诺2017年、2019年分别下降至27%、26%。赞比亚将地下开采矿产权利金由9%降至6%，并对所有涉及矿产投资项目的设备、材料进口实施“零关税”政策。三是鼓励矿产品深加工，推动工业化发展。东盟、非洲等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鼓励外商企业将矿业开发同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建设、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延长矿业开发产业链条，促进资源就地加工转化，或者直接通过“资源换基建”的方式创新投资方式，吸引投资者进入。

投资海外矿产应该充分审视产业的“大格局”，打开整合各方力量的“大视野”，秉持实现与合作伙伴乃至竞争对手、目标客户们的共赢、多赢的“大胸怀”。要充分整合产业链资源，打造相关行业、相近企业之间抗风险能力最强、利益最大化的产业联合体。这种联合体的构建，可以是产业链外部的联合，也可以是产业链内部的联合，可以选择与本国企业联合，也可以选择与外国企业联合。产业链外部的金融、物流企业，产业链内部的冶炼、加工、制造企业，都是矿产资源开发企业的联合对象。如大型的跨国央企或集团化运营的民营企业，可以采取跨国并购的方式重构企业价值链，将并购对象纳入到本企业的海外生产经营网络中，辅助企业主营业务的实施，使其成为价值链上的高价节点；中小型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可以在国内外的产业链上下游之间进行强强联合，通过合资、合作等形式打造投融资—建设—开发—运营—销售—运输一体化的企业联合体，灵活地玩转于价值区间，谋求矿产品或制成品利润的最大化。

控制风险，寻求可持续效益

海外市场风险无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宗教、安全、管理等等，任何一个被忽视的小细节都可能是一个风险点，甚至于演变为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系统性风险。然而“风险守恒”是市场经济的常识，企业既无法消除风险，也无法回避风险，但是可以预测风险、评估风险、预防风险。作为投资决策的参考依据之一，风险的可控程度应该是最重要的参考标准，所有的风险防范措施和防控预案都应该致力于将风险尽可能地掌握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而当风险超出可控范围，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也确实无力将风险“拒之门外”的时候，便可通过中信保等保险机构提供的出口信用保险来构筑“最后一道防线”，即便是风险失控，也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全企业的海外资产。

无论是对外投资还是工程承包，安全隐患常伴企业左右。对此，企业一方面要通过驻外使领馆寻求投资目的国政府的安保支援，如有必要，可直接聘请专业化的安保公司为项目营地的人员和财产提供安保服务；另一方面，企业自身要加强安保措施投入和营地的安全管理、提高驻外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建立完善的安保应急预案。矿产开发作为典型的高危行业，安全生产犹如悬在企业头上的一把利剑，一旦发生生产过程中的群死群伤事故，将成为企业的“不可承受之重”，在一些安全生产管理严格的国家，一次涉及人员死亡的安全生产事故就可能使项目全面停摆，对项目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做好项目本身的安全生产管理是项目安保的重中之重。

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的运营周期短则十几年，长则几十年，企业将一部分的生产经营活动移植到了国外，扎根于此、成长于此。一定程度上，中国投资的矿产企业也是属地国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依法合规经营、照章纳税之外，与属地各利益方维持长期友好的关系也是企业的重要工作之一。一是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适量的资金捐助、小型基础设施援建等方式造福社区，在当地民众中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二是要致力于属地社会经济发展，通过属地招聘以及培训上岗，解决一部分当地民众的就业问题；三是尽量为属地本国矿产类企业提供技术和运营方面的专业支持，帮助其提升本国的产业发展水平；四是要做好项目的跨文化管理，主动地适应、融入属地的文化环境，充分尊重属地员工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同时向他们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营造相互尊重、和谐友好的雇佣关系；五是始终牢记作为一家外国企业的本分，不介入属地国的政治，永远保持中立立场。如此，企业不但可以收获政府、行业、民间不同层面的认可，更成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桥梁，为本企业甚至于其他的中国企业在项目属地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说到底，效益是投资的导向之所在，一次投资行为，能为企业实现多少的经济价值，能为企业提升多少品牌价值，这是投资者最注重的方面。而企业先天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了企业的效益不是一元而是多元，效益的概念所指当然也不仅仅是利润和声誉，而是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全面实现和高度统一。从大量的负面例子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深刻的经验教训：中国企业开发他国的矿产资源，一定要走绿色、友好、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将矿区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摆在和企业经济效益同等重要的位置，只有保护好了当地的生态环境，确保了开发地民众现在的生活和以后的生活都不受开发行为的影响，争取到政府和民间的一致理解和支持的前提下，“可观的效益”才能够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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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11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