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11期）

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数据显示，2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7.8%，创2008年以来新高。

这一数据再次凸显出中国经济复杂性。

先从现象上来看，与2月份PPI涨幅进一步走高不无矛盾的是，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显著回落，两者剪刀差已经拉大到7个百分点，而此前中国的PPI与CPI数据虽然也曾多次出现背离，但是两者间的内在联系终究不会令其偏差过大。一般情况下，当PPI涨幅突破3%并在其上方区间运行时，就会对CPI产生显著拉动作用，譬如2008年与2011年间，PPI的快速上行分别将CPI涨幅拉高至8.7%与6.5%高位。

导致目前这种新情况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大部分是比较偶发的因素，例如本轮PPI走高主要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所致（此前5年价格一直呈跌势），而CPI涨幅很快见顶回落的部分原因是，去年同期受春节因素与寒潮天气双重影响，消费品（尤其是食品）价格基数较高等等。

但是除了上述偶发因素，中国经济基本面因素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例如，因为下游产业产能过剩，导致PPI向CPI的传导效应越来越弱。以2月份为例，推动PPI上涨的煤炭、石油、铁矿石价格同比涨幅高达39.6%、85.3%、27.6%，但下游汽车、化纤等制成品价格同比涨幅仅为-0.6%和11.9%。

上下游越来越弱的价格传导效应已引发负反馈循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PPI走高可降低生产者实际利率，同时由其推高的CPI可导致企业利润增加，而这两点又共同推动企业增加产能投资并进一步推高PPI。但目前的情况是，外源性的PPI走高无法在下游环节被消化（除了少部分利润率本就已低至不涨价则“死”的行业，如家电行业等），企业投资意愿在预期引导下，因PPI走高不升反降。

这种经济现象间的相互矛盾且前后不一，使得以往通常备用的政策工具未必再适用。例如，为了防止经济触底反弹后迅速过热，中国在2010年10月，即PPI上行过程中突然打断降息通道，在其后10个月内5次加息。

当时做出这样的决策就很不容易，而现在的情况远比当年更为复杂，因此相关决策更加困难。这种困难不仅仅在于方向性的选择（宽松还是紧缩）更为不易，就连同一基调下力度、节奏的把握也需要像眼科手术那样精准。例如，近年来始终强调货币政策稳健中性，而这个“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在应对PPI同比涨幅（2016年9月份之前）连续54个月为负、其后经历小幅攀升后又加速上行、再到接下来有可能很快见顶回落等不同情况时，要始终保持力度适中、时机适宜谈何容易。

因此， “三期叠加”复杂形势下，调控思路与政策工具必须与时俱进地不断创新与完善，各种政策储备与应对预案也要进一步做实做细。只有这样，才能借助及时有效的预调微调，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促进经济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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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11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