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 （邹锡兰 ● 实习生 伍素文） 新型研发机构已发展成为集聚高端创新资源的新载体，然而在粤东西北地区，研发机构的数量却屈指可数。

“粤东西北的发展对广东来说很重要的。粤东西北不发展，珠三角也难以发展。但是粤东西北不吸引人才、团队、项目，那怎么发展？所以我觉得相关政策、标准可以适当倾斜。”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进田企业董事长赖坤洪表示。

三四线城市先天不足，政策力度不够

当前，新型研发机构已发展成为集聚高端创新资源的新载体。据了解，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通过模式创新，累计孵化企业1508家，其中在孵企业807家，培育上市公司18家。目前该研究院可控资产超过70亿元，创办和投资了180多家高科技企业。通过科技研发、技术服务，及成果转化、企业孵化，这些研发机构为我国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动应用研究和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

近年来，地处粤东西北的清远也在科研创新方面有了较大的推进。以广东聚航新材料研究院为例，其以“政产学研金用”协同创新模式，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最后一公里”通道的新型研发机构。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已通过新型商业模式，引进了3个创新人才项目团队，共引进入孵项目6个，成功转化4个，2个项目初步实现产业化，新成立了3个新材料项目高科技企业；设立了双创投资资金，已投资项目6个。

然而相比于广州、深圳、佛山等一二线城市在科研机构支持上的“财大气粗”，三四线城市由于其地方财政投入乏力，科技资源匮乏，本地化高端人才团队和产学研协同创新支撑不足等因素制约了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步伐。

新型研发机构的数量和规模，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地方的创新能力。截至目前为止，广东省科技厅认定了二批共一百多家新型研发机构名单中，属于清远的只有两家。

对此，赖坤洪显得有些“着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已经连续两年提出关于推动广东省三四线城市科研创新方面的建议。“清远市的新型研发机构发展仅为起步阶段，面临许多困难与问题，与珠三角地区相比，在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

在他看来，除了自身的先天不足外，三四线城市在新兴科研机构发展，也跟国家科技发展的先期政策导向力度不够强有很大关系。

加大财政投入，完善配套政策

据了解，东莞市明确从20亿元“科技东莞”资金中安排足额经费用于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平均每机构的投入强度约1.5亿元；珠海市则明确3年内安排10亿元财政经费鼓励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并于2014年底投入了上亿元，提供土地与华南理工大学合作共建现代产业创新研究院。

然而，清远在创新科研机构建设的资金投入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以广东聚航新材料研究院为例，企业是投入主体，项目总投入3亿元，现已投入超亿元，去年政府扶持资金投入约占5%，仅为东莞的1/30。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进田企业董事长赖坤洪

与一二线城市相比，三四线城市财力薄弱是客观事实。因此，赖坤洪建议加大财政投入，降低初创阶段的新型研发机构认定门槛。“促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区划间协调均衡发展很重要。建议重点加大中央财政对三四线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投入，以解决三四线城市因投入乏力导致发展滞后的问题。”

赖坤洪认为，一二线城市有着优越的资源，其公共技术平台、科技服务平台到三四线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帮助当地企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

在标准认定上，由于城市发展存在先天差距，科研机构水平参差不齐是合理的情况。“以一二线城市的标准要求三四线城市未免有些苛刻，可能会使后者的科研难度更大。”赖坤洪表示，通过制定专项政策，对初创阶段的新型研发机构认定适当降低认定门槛，放松硬件条件要求，转而把其发展潜力及项目发展前景列入评定条件当中。同时，针对三四线城市新型研发机构的平台建设、中试设备及应用技术研发各个环节，适度加大对能力建设与R&D补贴的投入，以改善其创新基础、提升创新能力。

在政策配套上，赖坤洪认为当前三四线城市的人才、金融政策并不完善。对此，他提出要加大力度，加快完善风险资本投资、知识产权质押、科技担保、科技保险等方面的金融政策措施；探索“连人带成果转入企业”的技术转移转化模式，允许流入三四线城市的科技人才在一二线城市享受包括医疗和教育在内的高等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切实解决科技人才流动的后顾之忧。

发挥好实体经济的“中流砥柱”作用

作为实体经济的企业家代表，赖坤洪今年也针对振兴我国实体经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提出了建议。

2016年实体经济出现了一些回暖迹象，但这些迹象主要是由短期内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回暖拉动的，从长期看，中国经济仍存在过度依赖投资，消费不足，房地产、金融、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吸血等结构性问题。对此，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已出台了一些方案和意见，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实体经济目前面临的困境，赖坤洪认为要围绕解决“工业增长与投资相背离”这一基本矛盾入手，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企业创新升级，真正发挥好实体经济的“中流砥柱”作用。

国家要振兴实体经济，就要主动引导企业加大科研技术投入，鼓励创新型企业发展，推动企业创新转型。赖坤洪建议政府除了通过建设产业园、实验室提供补助、减免、优惠这些主动引导措施之外，还能做更多平台性的服务工作。

实体企业一般以传统行业居多，技术含量偏低，对高精尖技术掌握不够。很多情况下实体企业不是不搞创新，是不会、不懂、不敢搞创新。赖坤洪认为，建议政府如果能够利用好当前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工具，在搭建人才平台时更加面向企业需求，把吸引人才政策更好地与企业研发创新结合起来，推动核心技术供给和成果转化，更好地对接实验室与市场需求，实现产学研更密切合作，将对企业向科技密集型模式转型起更实在的帮助。

另外，他还认为，应该适当提高实体经济企业员工工资所得税起征点；研究用工资抵扣增值税；取消辞退工人补偿，建议劳资双方建立双向自由选择，取消无限期劳动合同。由于五险一金是国家强制性政策，企业和劳动者双方共同承担缴纳了失业保险的费用，主要是为了劳动者失业时有所保障，那解约补偿金应由政府补偿。

工业产出与投资背离的一大重要原因在于，资本总是向虚拟经济和房地产、金融领域流动，实体经济一方面承担了最重的税收和用人成本，一方面又要和虚拟经济、房地产竞争，融资贵融资难已经严重制约实体企业，尤其是中小微实体企业的发展。

因此，赖坤洪建议国家应从国家顶层设计，银行每年给实体企业融资要有一定比例，贷款利率保持基准利率或下浮10%。大力推动金融创新，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难度，给中小微企业一个合理、公平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政府的产业引导基金应让行业和社会组织高度参与，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兜底风险。这样既切实保障了政府产业基金的引导作用，又通过顶层制度建设控制了风险，并推动了创新金融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