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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实体经济,企业家出“实招”

振兴实体经济已经走到紧要关头,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已成为实现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和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但不少企业家坦言,当前我国企业税费负担仍然过重,总体经营成本偏高的现状没有根本改变,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都成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束缚。

p29 如何振兴实体经济,成为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中国经济周刊》视觉中心 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I 摄

如何振兴实体经济,成为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中国经济周刊》视觉中心 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姚冬琴|两会现场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10期)

“实体经济从来都是我国发展的根基,当务之急是加快转型升级。”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多位企业家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令他们感到由衷振奋。

过去一年,中国实体经济面临诸多挑战。除了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不断攀升等因素外,还面临产能过剩、资本“脱实向虚”等压力。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持续下滑,以至于有企业家直言“办厂不如买房,投资不如投机”。

振兴实体经济已经走到紧要关头,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已成为实现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和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但不少企业家坦言,当前我国企业税费负担仍然过重,总体经营成本偏高的现状没有根本改变,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都成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束缚。

另一方面,实体企业也亟待新一轮质量与效益重塑,在企业技术和产品创新方面下大力气,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

“脱实向虚”的隐忧

——工业被边缘化:2016年新增贷款中房地产占44.8%,工业占比不到20%

实体经济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主要是相对证券、期货、金融衍生品、房地产等以资本运作为主的虚拟经济而言。“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工业是主战场。”全国政协常委、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说。

然而,工业“空心化”、经济“脱实向虚”隐忧却不得不令人提高警觉。

3月4日,李毅中在全国两会上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等媒体采访时列举了一组数据:201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工业只增长7.7%;2016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9%,工业只有3.6%。“一些省市工业投资锐减,且工业占投资之比明显低于工业占GDP之比。一些地方和部门不再关注工业的转型升级,导致工业被‘边缘化’。”李毅中说。

作为企业家,全国政协委员、宗申产业集团董事长左宗申对此深有体会。3月7日,左宗申在全国政协工商联界别联组会议上发言时谈道,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非常看重服务业,看重虚拟经济。“很多地方政府的经济指标中第三产业、服务业超过了制造业,他们都为这些指标感到高兴和欢呼。我觉得这种情况非常不正常。”

工业投资增幅急剧下滑,但资金池子的总量并不少。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末M2余额155万亿。这个数字是2016年GDP的两倍多。

“资金过多流向了股市、债市、房市、期市,而流向实体经济的资金少了。”李毅中说,去年新增贷款12.65万亿,房地产贷款占了44.8%。全部贷款余额是106.6万亿,房地产占了25.03%。工业贷款占多少呢?没有公开数字。“但是我到好几个省调研,他们反映,大约在17%~19%,不到20%。最少的省份在13%、14%左右。房地产贷款余额远远高于工业,说明资金脱实向虚了。”

在过去几年的调研中,有一个案例令李毅中印象深刻。2015年4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在连续6个月负增长后,突然由负转正。原因是2015年4到5月份股市疯涨,工业企业增加的利润90%以上来自股票、债券、期货、基金收入。随着股市的跌落,2016年6月以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又陷入了连续7个月的负增长。

“一些企业为谋求利益,它的自有资金不再用于更新改造,而去炒股、炒房。”李毅中说,“我当时也不客气,跟企业家们说,你们不务正业。有些企业家还不理解。”

资金过多流向虚拟经济、“脱实向虚”只是表象,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实体经济效益不好,盈利能力减弱。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2010年以来逐年下降,从2010年的7.6%下降到2015年的5.76%,2016年略有回升为5.97%。2015年中国企业500强中,261家制造业企业净利润只占17.1%,33家金融机构净利润却占56.8%。

在全国政协委员、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看来,当前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可以概括为创新不足、成本上升和资本冲击实业三个方面。

“当前,实体企业综合的各种要素成本急剧上涨,处于比较困难的时期,尤其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左宗申说。

企业税费负担、隐性负担有多重?

——企业维护政商关系支出占销售收入高达1.5%

2016年,在广为流传的一段视频中,全国政协委员、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谈起赴美建厂时算了一笔账:就他的投资情况来看,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美国的土地基本不要钱;能源、电价是中国一半,天然气价格只有中国的1/5。

随后,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透露了一个数字:娃哈哈集团所属131家企业2013年以来曾发生过的缴费项目共533项。

后来,有关部门回应称,“实际缴费项目为317项,与企业提供的缴费项目相差216项。”

然而,这个回应仍然让不少专家学者感到震惊。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中国的税外负担称得上“多如牛毛”。娃哈哈缴费二三百项,即使有些费可能金额不大,但也占据了企业很大精力。

2016年9至10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围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开展监督性调研。调研组赴广西和重庆开展实地调研,对天津、浙江、山东、湖北、广东、陕西六省市进行书面调研。调研组认为,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精神,实施降低企业成本的政策措施已初见成效,但仍存在减税清费任务繁重、企业实际融资费用中利息以外的支出偏高、简政放权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部分政策效果与预期存在一定差距、企业成本相关统计监测指标体系不完善等困难和问题。

“摩托车早就脱离了奢侈品的范畴,但现在还在上高消费税。我觉得这项税收不合理。另外,汽车的购置附加税都降到3%了,摩托车还是10%,也不合理。”3月7日下午,左宗申在全国政协工商联界别联组会议上发言时说。

左宗申还表示,目前企业经营中,除了法定的9个税目,还涉及到众多的规费,企业的负担非常重。希望这些规费能够合并或者减少,给企业松绑。

他举例道,企业工会每年要向上级工会缴纳工资总额的0.8%,这笔钱数目不小。另外,残疾人就业保证金,按“上年职工人数×1.5%×上年人均工资”来计算缴纳,这笔费用也很大。还有过路过桥费导致物流成本非常高。“我们计算了一下,物流成本当中,有25%左右是交的过路过桥费。”左宗申说。

除了税费,企业往往还要面临很多隐性负担,“有苦说不出”的负担。“一个企业要跟几十个局委办来打交道,要打点。开办的时候要盖几十个章,不打点,章就盖不下来。这些不是负担吗?”贾康对记者说。

2016年,人民日报对53家制造业企业的成本状况展开的调查显示,中央八项规定执行后,“吃拿”现象基本消失,可“卡要”现象没有杜绝,一些企业每年维护政商关系的支出往往占到销售收入的1.2%~1.5%。

振兴实体经济,企业希望政府做什么?

——呼声最高的四项措施:减负、改善项目审批、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拓宽融资渠道

“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光靠企业练内功不行,还需要政府政策引导,帮助企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帮助企业提质增效。”全国政协委员、伊利董事长潘刚表示。

减税降费、改善投资项目审批、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拓宽融资渠道,是企业呼声较高的四项措施。

左宗申直言,以他的企业为例,去年减税效果并不明显。“算了一下,我的企业就降了0.04%,太少了。”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有望给企业送上“大礼包”。“各有关部门和单位都要舍小利顾大义,使企业轻装上阵,创造条件形成我国竞争新优势。”一位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政府工作报告能用如此“接地气”的语言,说明今年政府减税降费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全年再减少企业税负3500亿元左右、涉企收费约2000亿元,一定要让市场主体有切身感受。扩大小微企业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的范围,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

“30万提高到50万,别小看这20万,可能有些企业因为这20万就能活下来了。”全国政协委员、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王玉锁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全国政协委员、美克投资集团董事长冯东明则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希望减税降费政策落地时,能使用差异化的政策,把减税降费的红利用在刀刃上,而不要撒胡椒面。“比方说,对于化工行业企业,环保要达标,环保方面的费用能不能减?这样能保证在化工行业下行的市场环境中,企业既能保证环境友好型生产,又能渡过难关。再比如,制造行业用工成本很高,五险一金的成本能否适当降低?”

除了税费高,企业投资项目审批难、审批繁、审批贵的问题仍然突出。全国政协常委、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在提案中写道:目前政府对企业投资项目采用审批管理模式,依照法律规定经过多部门多环节审批,项目建设审批时间一般需要两三年,其中用地审批6个月,基建审批9个月,项目建设期一年左右,竣工验收3个月,而且依附于审批制度之上的收费项目繁多,加大了企业交易成本。他建议,在当前民间投资下滑,企业投资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应当尽快开展企业投资项目管理模式改革。采取“政府定标准、企业签承诺、事中事后强监管”的管理模式,在严格把牢安全、环保关的前提下,变审批制为备案制,变“先批后建”为“先建后验”。

潘刚认为,在引领创新的同时,也要完善并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我们和迪士尼是合作伙伴,2012年利用迪士尼卡通形象研发出一款儿童奶,我们经过3年时间,花了几个亿去推广,产品卖到了十几个亿。但是竞争企业几天就可以仿出一个产品。我们通过法院去起诉,两年时间判决结果才出来,罚款200万。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潘刚建议,完善法律法规,大力度打击假冒伪劣、侵权行为,保护企业的创新意愿,蓄积发展的新动能。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也是提振实体经济的“拦路虎”。

银行“晴天送雨伞”,资金充裕者比资金不足者更容易获得贷款,因为银行本身也是营利的企业。南存辉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服务实体经济,光靠银行一个产业来支持是不够的,还需要大力发展投融资市场,把债变成股。对于投资类的金融产品,国家给予政策优惠,融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

提振实体经济,企业怎么做?

——增加研发投入练内功,布局全球市场弯道超车

“资本总是向平均利润率高的行业流动。实体企业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利润率提高。”李毅中表示,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略有回升,这就是好的苗头。

“我们很多实体企业,有的关门,有的亏损,主要原因在于产品质量上不来。马桶盖、电饭煲、感冒药……都到国外去买,说明中国实体企业的转型升级不到位。 我们自身要高度重视企业技术和产品创新。”全国政协委员、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傅军说,旗下的东岳化工通过8年努力,取得了氢燃料电池的技术突破,“福特、奔驰、丰田来我们企业,最多的来了8趟,要跟我们合作。”

美克投资集团旗下的美克家居则率先实施实木家具的自动化、智能化生产。2015年7月,美克家居的智能制造项目获得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称号。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给已经有了一定稳定收入的企业,带来了一个再提升的机会。”王玉锁告诉记者,新奥集团近年来很大的工作就是做技术创新,从煤的清洁利用,到天然气的使用,到泛能网的布局,都进行了技术上的创新和积累。

实体经济面临困境,不过,领先的制造业企业在产品创新和技术研发上仍然是大手笔投入。全国政协委员、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吉利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7%~9%,每年投入200多亿元。

南存辉则告诉记者,正泰集团根据不同产业属性,每年拿出销售收入的3%~10%用于研发,高端装备研发费用占比高达50%左右。

除了进行自主研发,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多位企业家表示,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背景下,境外优质资产的估值变动为中国企业投资布局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海外并购也是我国企业走出去、拿回来再促进产业升级的内在需要。

“转型升级的套路我认为有很多。现在走出去,兼并优势企业,是一个好时机。”傅军说。

南存辉表示,由于“审查资料多、审核时间长、购汇有限制”,削弱了我国企业海外竞购优质标的的竞争力。建议对符合条件的战略投资者在主业及相关领域并购,给予专项审核通道或绿色通道,简化审批/备案手续,缩短审批/备案时间。在外管和外汇政策上,对于有产业背景和以优化资源配置为基础的海外并购给予优先支持。

“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还要有点‘拿来主义’。”全国政协委员、三胞集团董事长袁亚非说。近年来,三胞集团进行了多次海外并购,其中包括对以色列最大的养老企业Natali的并购。“拿过来以后,我们感触良多。老牌的海外企业蕴含独到的商业模式、管理系统。”袁亚非说,“我原有的一家做了7年的养老企业,规模才有十几万老年人。学习海外先进企业的经验,到今年1月,已经有438万老年人了。今年估计能够做到1000万老年人。到时候,我们就是全球最大的居家养老企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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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10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2017年第10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网络编辑:何颖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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