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9期）

日前，一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已经超过除智利以外的拉美大国，并且已达到某些欧元区成员国水平的70%左右。

这是中国经济近40年高速发展非常重要的正反馈结果，同时也是近年来公共政策致力于推动收入向劳动者倾斜的成果显现。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在逼近拉美国家水平时加速上行并一举超越之事实（2005—2016年间增幅高达200%）呈现，使得中国在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学界主要依据拉美国家发展历程而提出的概念）这一重要议题上，初步给出了较令人乐观的前景预示。

中国制造业有能力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并继续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有利因素有很多，例如，快速改善的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基础教育，以及极为巨大的配套优势等。而在此基础上，中国充分利用这些先天优势不断合成并进一步扩大中的优势是，中国制造业向产业价值链上游迈进的努力卓有成效，中国在电信设备、能源设施、高铁系统等先进制造业领域已大有赶超之势；此外，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与快速提高中的工资水平相结合，使得本就巨大的内部市场加速扩容，而这种由外需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变的趋向，可以为中国制造乃至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足够的战略主动与挖潜空间。

但是居安必须思危。中国在力图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各方面的有利因素固然很多，但值得警惕的信号也不少，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中国制造业总成本上升的速度过于迅速。有研究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单位成本已经与美、日等最发达国家大体持平（甚至还更高），而这相对于中国与他们之间依然巨大的生产率差距，显然是不正常的。

总成本的过快上升，部分由劳动力成本上升所致，但除此之外另有大量的结构性扭曲导致资源被错配。例如，中国在此前相当长时期内，实际执行的货币政策基调偏于宽松，但流动性总体过剩的局面下制造业部门(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始终居高不下，同时大量“脱实入虚”的资金反以惊人的速度反复推高土地等要素价格。

这类因结构性扭曲而引致的成本上升不能也不应该通过压制劳动者工资来予以对冲，因为中国目前已经迎来一个非常重大的基础国情变化，即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自2012年以来已经逐年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已经显著放缓；此外更不用说，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本就是要让民众更多分享发展的成果。

因此，在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一刚性条件约束下，中国要进一步提高制造业竞争力并持续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通过更大力度的结构性改革，消除体制中不利于降成本的障碍因素，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迅速发展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成功经验，而中国的战略优势决定了只要坚持这条经验，就一定能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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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9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