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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为银行松绑是“一石三鸟”

文章导读: 无论是刺激实体经济,还是兑现促进就业承诺,抑或重新审视华尔街能量,特朗普都必须为银行松绑,这是一石三鸟之策。

无论是刺激实体经济,还是兑现促进就业承诺,抑或重新审视华尔街能量,特朗普都必须为银行松绑,这是一石三鸟之策。

放宽《多德-弗兰克法案》框架,美股上涨

2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制定放宽2010年颁布的包括禁止商业银行从事自营交易规定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框架,从而开启了六年来最大的监管洗牌。

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华尔街90%的政治献金投向特朗普的竞选对手希拉里,而对特朗普“不感冒”,从而结下“梁子”。一般人都以为特朗普击败希拉里后,新官上任三把火,会找借口拿华尔街上的大银行开刀。

可是,事情并非如此。不按常规出牌的特朗普上台后放宽对大银行的监管,此举意味着给银行方面松绑,增加自主权,多少让华尔街受宠若惊。

监管松绑的预期为金融股注入了新活力,美国股市应声上涨。特朗普总统签字刚落笔,市场便积极响应,标普500指数中市值最大的七家美国银行的股票价值增加了354亿美元。这相当于这七家银行的总市值1.23万亿美元增长了3%,其中摩根士丹利大涨5.5%,涨幅最高。其余获益银行还包括高盛集团、花旗银行、摩根大通、富国银行、美国合众银行、美国银行,可谓皆大欢喜。

“法案”防范金融风险,也限制银行借贷

那么,特朗普为什么要给华尔街送上“政策红包”予以松绑呢?松绑要从捆绑说起。

2008年的金融危机起因于华尔街大银行,特别是高盛等投资银行滥发次级住房贷款。为了救助“大到不能倒”的大银行,曾经是世界上最大保险公司的美国国际集团(AIG)以及两大房贷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先后被美国政府接管,美国政府对花旗集团的救助最终演变成政府成为花旗最大的股东,而政府及时对高盛和大摩注资并将其转型为商业银行,纳入自己的监管之中。其后,大银行的规模受到限制,一些高风险业务受到进一步监管,限制其规模和交易操作,不再允许银行拥有、资助或投资用于自身盈利的对冲基金。

为避免金融危机再度爆发,美国国会于2010年7月批准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它包括规定银行须有足够的资本充足率、每年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银行进行压力测试、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多项措施,其核心是限制银行从事高风险投机性交易活动,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在《多德-弗兰克法案》监管利剑高悬之下,大银行不再“大到不能倒”,一旦违规陷入危机,就面临被强行分拆的噩运。

不过,《多德-弗兰克法案》也是一柄双刃剑,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也束缚了大银行的手脚,并殃及小银行,使其惜贷自保,一般企业难以得到银行的贷款,小微企业更是求贷无门。

而改革《多德-弗兰克法案》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反复提及的施政纲领之一,特朗普近期也再次强调,旨在加强金融行业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案》阻碍了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他将大幅消减该法案带来的影响。

经济、就业与华尔街促政策“松绑”

特朗普需要金融市场活力,期盼金融机构能够释放出更多的资本流动,给实体经济输血。当下美国经济较六年前已有一定回升,美联储因此而加息。在政党轮替之际,特朗普要实现让美国“再一次伟大”的施政目标,必须有强大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撑,给嗷嗷待哺的市场主体提供更多融资机会,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激活制造业。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深感融资的重要性,加之金融危机已然远遁,当然也包括特朗普“逢奥(奥巴马)必反”的古怪的诉求,要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就业角度说,企业借得贷款用于扩大再生产,可提高社会就业水平。而扩大就业面是特朗普竞选总统开出的一张巨额“支票”,要兑现这方面的承诺,除了调整外贸、力促制造业回归之外,通过提高银行放贷能力支持企业发展,而且创业贷款更能立竿见影地促进就业倍增,不失为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社会就业指数的一个重要渠道。特朗普要兑现竞选承诺,提高就业水平是绕不开政策构建的,通过放宽对银行的监管,减少监管成本,让利给银行,提高银行放贷积极性,促进就业,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与此同时,特朗普也无法小觑华尔街的能量。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资本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架构。它的一起一落都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特朗普从竞选时对华尔街的不屑,转而提名华尔街大佬组阁,比如财务部长具有华尔街高盛集团17年高管经验,商务部长也是有着华尔街背景的大富豪,充分说明特朗普对华尔街能量的充分认知。特朗普的执政团队里集中了一大批富豪,而富豪和华尔街是密不可分的资本利益关系。从安抚为他卖力的执政团队的角度来看,为《多德-弗兰克法案》松绑也是情面上的事。

无论是刺激实体经济,还是兑现促进就业承诺,抑或重新审视华尔街能量,特朗普都必须为银行松绑,这是一石三鸟之策。

但是,美国总统本人要想凭一己之力肢解《多德-弗兰克法案》也不是那么容易。且不说只有国会才具有对法律做出重大修改的终审权,即便是监管机构在实施细则上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也必须经历繁琐的官僚程序来改变规则。在美国,打破规则比建立规则更为费时耗力,无休止的类似扯皮的法律辩论需要一定的耐心。

□蔡恩泽(专栏作家)

(网络编辑: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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