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卫挺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50期）

2016年，英国通过脱欧公投、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等一系列事件给全球经济政治秩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苏联解体后逐步形成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氛围似乎被打破，在民粹主义的簇拥下，现实主义似乎正在高调回归国际政治舞台。然而，正如媒体所指出的，2017年全球还将步入“黑天鹅湖”时代，一些重要国家将陆续步入新一轮政治选举周期，在选举尘埃落定之前资本市场将饱受不确定性困扰。

政治方面的变化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始终处于复苏乏力态势，风险和危机沿着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和新兴市场危机的路径在全球传导，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不仅撼动了中国制造、美国等消费、澳洲等提供资源的全球经济“三角循环”格局，该格局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结果，也在政治层面播下了对抗和动荡的种子。

上述国际形势给很多人留下了诡谲的感觉。从民粹主义的欢呼到精英阶层的失落，再到资本市场担忧的全球“黑天鹅湖”形成，似乎世界正在发生重要的历史性调整。那么，这种天平的调整是一种长期趋势，还是一种短期现象？在此，笔者想借助两个“算命”工具来分析这个问题。

经济政治长周期理论的预判

第一个“算命”工具是经济长周期理论。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最早于1925年研究发现，全球经济存在着50年至60年的长周期轮回，每个长周期的上半场和下半场分别处于上升和下降状态，时间大体相同。后经其他学者的研究跟进，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条件推动下，长周期时间可能缩短为40年左右。根据该理论，从1789年开始至今，全球经济大体经历了5个长周期，前4个长周期分别是：1789年到1849年的第一个长周期、1849年到1896年的第二个长周期、1896年到1945年的第三个长周期，以及二战后到上个世纪90年代信息革命之前的第四个长周期。

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第五个长周期，这轮长周期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信息革命，按40年左右的周期长度计算，预计将于2030年左右结束。同时，根据周期演化的动态特征，2007年以前可以视为周期的上升阶段，之后步入周期下降阶段。当然，按照该理论，2030年之后全球经济将再次步入新的长周期，即第六个长周期，其中2030—2050年左右为第六个长周期的上升部分，2050年之后步入第六个长周期的下降部分。

第二个“算命”工具是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国际政治领域也存在着与经济长周期类似的观点，认为“根据某种自然法则，每一个世纪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智识与道德动力的强国依其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学者莫德尔斯基对这种国家兴衰更替现象进行了详细研究，提出了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根据该理论，国际政治的循环周期约为100至120年，每个国际政治周期都有一个全球领导者，过去500年的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5个国际政治长周期，分别是：1518年到1608年的第一个长周期，葡萄牙是全球领导者；1609年到1713年、1714年到1815年分别为第二、三个长周期，英国是全球领导者；1816年到1945年、1945年至今分别为第四、五个长周期，美国是全球领导者，第五个长周期预计于本世纪中叶前结束。

当然，世界权力的转移以及新旧领导者更替是个比经济周期演变更为复杂的过程。1995年时殷弘教授曾发文指出这种周期性变化的几个重要特征：一是在长周期更替过程中，500年来的“挑战者”统统失败；二是成为新的领导者的国家，统统都是先前全球领导者的主要伙伴，而领导地位的交替无不是正在衰弱的领导者最终将其地位禅让给它的主要合作者，当然这种禅让并不意味着没有武力型的斗争和冲突；三是挑战者的合作者一般将随着挑战者的失败而遭遇厄运，而领导者的伙伴尽管会因从属地位受到一定损失，但同时也可能更大程度地获得领导者的支持、保护和其他实惠，甚至有机会后来者居上，成为新的领导者，并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改造世界体系。时教授的文章发表之后，曾引起很多讨论。

新兴市场第三波危机或已在路上？

诚然，不管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理论还是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均难以摆脱“宿命式”结局的批评。但如果说人类发展基本矛盾规律尚发挥作用，经济政治关系相互嵌入演化的特征仍没有发生本质性改变，即使两大理论所预测的时间点和现实不一定完全重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演绎过程仍极有可能重复出现。

根据两大周期律，目前全球正处于政治经济周期的拐点：未来全球经济将处于长周期下降状态，虽然这不一定意味着经济萧条，但相对于上半个周期的景气繁荣，将总体处于乏力和波折阶段；而国际政治方面，美国仍占据全球领导地位，但却过了权力鼎盛时期，随着潜在竞争对手的实力增强，大国之间的各类摩擦也将逐步增多。

事实上，从“占领华尔街”到《21世纪资本论》异常红火，均折射出全球性的阶层利益冲突与思想分化在不断加剧，政治调整的经济根源早就毕露无遗。据很多专家判断，新兴市场的第三波危机或已在路上，如果这轮危机发生，并在第三世界也形成类似的政治与经济勾连，其后果更令人担忧。

总体看，当前的全球政经形势与历史律的预测有相当多的吻合。而如果现在就是长周期下半段的开始，那么“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会面临多少风险挑战，或者说是否需要有新的解读？毕竟这是我们做出重大战略判断的基本前提。

与此同时，在这场全球政经秩序的长周期调整中，中国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作为崛起中的大国，或许我们注定了是一个重要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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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50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