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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演讲 |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中国正在悄悄地进行一场人力资本革命

文章导读: 我们能够赶上这个时代,大量年轻人赶上这个时代,这表明一场悄悄的人力资本革命正在中国形成。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力资本革命最后所带来的成果,也许时间越久我们看得越清楚。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厉以宁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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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中国正在悄悄地进行一场人力资本革命。

中西方工业化进程中都曾面临农村人口融入城市的问题

工业化开始以后,必定需要劳动力,在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他们的劳动力来自农村。19世纪后半期,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辟了通商口岸,外资进入,那时候中国也有了第一批工业化时代的劳动力,他们同样是农民,譬如上海的工人从哪里来?是从苏北、苏南、浙江、安徽几个地区过去的。中国当时还没有城乡二元户口制度,所以农民要进城,只要找到工作,工厂聘用你,你就可以留在上海,也就成为了上海人。

在工业化过程中,会不断出现一些新问题,譬如在西欧国家,农民进城了,由于没有城乡二元户口制度,一位农民进城后,他的妻子也就进城了,他们的小孩也一起带来了,这种情况在西欧普遍发生。但这些人不能在城市里过上好的生活,为什么?因为妇女没工作,当时需要的都是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比如采矿。这样的话,家庭生活就变得很困难,孩子也没有学校上学。所以,在这些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就必须解决妇女就业问题。这个问题最终依靠什么方式解决的呢?根据经济史的记载,是靠缝纫机的发明。缝纫机发明以后,一些服装厂就开始建立,他们只招收少数男工,负责维修机器或者提供运输等方面的服务,主要工作由妇女进行。缝纫机还带来一个好处,机器使用多了,价钱就开始下跌,工人就能够购买,工人买到后,把缝纫机放到家里,妻子就不用外出打工,可以在自己家里工作,送货到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就形成了一种承包制的情况,解决了妇女就业的问题。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1958年以后,城乡二元户口制度确立下来,从那个时候起,农村户口不能转入城市,进城的工人可以把妻子带进城,但融入不了城市社会,他的孩子也可以进城,但是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上不了公立学校。这种情况在中国开始工业化的50年代后期已经出现,60年代也是如此。

1979年以后,农村开始实行承包制,承包制实际上是在解放农村劳动力。尽管当时对承包制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中国在往前走。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当发生重大变化时,争论是有的,但争论归争论,一直在按经济发展的规律往前走。几年之后再回头看,已经大变样。承包制曾经引起争论,但争论过后,几年时间过去,结果是农产品增多了,粮票取消了,油票也取消了,情况在变化。但是户口问题没有变,所以一个人虽然在城里工作很多年,但这个人融入不了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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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确权带来“城归”

中国70年代开始实施承包制后,特别是在十八大之前,中国已经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工的供应赶不上需求了。因为经济在变化,需要的劳动力应该是有质量的劳动力,这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就出现了怎样把技工留在本地的问题。

中国的发展到了十八大以后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巨大变化就体现在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这个关键点上。我们到浙江考察,在杭嘉湖一带,特别是重点调查的嘉兴市,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当地的土地确权工作已经开始验收。我们来到平湖市,一个县级市,到其下属的几个村镇去看,发现人根本就走不进去,因为路上堆满了炮仗,而炮仗是用来祝贺土地确权成功的。

这个情况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土地确权工作验收后,土地流转也就开始动起来了,城乡收入差距大幅度下降。嘉兴市提供给全国政协的材料是这样汇报的,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为3.1:1,土地确权工作验收后,城乡人均收入之比变成1.9:1。为什么差距会缩小这么多?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土地确权后,农民开始考虑,一定不要辜负这片土地,要好好耕种,家庭农场就发展起来了。第二,农民如果外出打工,土地流转给别人来种,他把土地作为一项自己的财产出租,租给谁种?总会有人租用土地,我们在浙江考察时发现是安徽人来种,在苏南考察时,发现是苏北人来种。第三,农民的人均收入为什么会提高呢?因为宅基地确权了。宅基地上的房屋产权确定后,农民就把旧房都拆了。我们在嘉兴平湖市看到各村镇里,全是四层楼的房子,我们就问有这么多人住吗?当地人告诉我们,这么大房子,一层租给外地来做生意的人开店用,二层给他们住,我们家住三四层就够了,这导致房租收入大幅度增加。

我们看到了这种变化,中国新的时代从这里开始,要给农村带来变化,光靠承包制不行,土地必须确权,必须在土地确权的基础上进行土地流转,规模经济才能实现。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城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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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城归”?过去只有海归,公派出国的留学生,自费出国的留学生,学成以后回国找工作,他们就成为海归。“城归”是农村出去打工的农民经过多则十年、二十年,少则七八年时间,积累了经验,认识了朋友,拥有了储蓄,更重要的是有了技术,农村又需要人,就干脆回到农村。我们考察了几个地方,这个情况非常明显。

我们第一个考察的是陕西汉中地区的西乡县,地处汉江流域,因为汉江承担南水北调的任务,汉江两岸的陕西省各个县的农民不能撒化肥、打农药。这样一来,农民开始转变,开始种树。种什么树?种茶树。因为当地的茶叶是非常有名的,叫做富硒茶,硒是稀有元素,喝了以后有利于健康,这样一来种树开始遍及西乡县。但苦于没有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就写信让他们回来。在外头打工了这么多年,他们觉得天天在外面给人家打工,和妻子分居,孩子没人管,家里老人也没人照顾,一听说家里需要劳动力,就都回来了。于是,西乡县就发展起林业,种富硒茶。茶树需要劳动力,又不需要施化肥、打农药,这种变化就开始了,这就是“城归”。

还有,我们在贵州毕节考察时看到,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民都回来了,回来干吗?他们在外面学到手艺。我们以前多次到毕节考察,发现在毕节没有人吃鸡蛋糕、面包。这次再去,发现街上有了面包房,不但做面包,还做鸡蛋糕,于是这个风气就变了,小孩子、老人过生日就要订蛋糕,面包房谁开的?是“城归”。我们还在毕节看到,有一个叫“百里杜鹃”的景区,风景非常漂亮,游人很多,需要餐饮服务,汽车也需要停车场,这些小店铺是谁开的?是在外面打工回来的农民开的。他们觉得在这里工作多好,又能照顾家庭,还能自己创业。所以观念转变了。中国的“城归”是个新出现的现象。

据我们最近调查,“城归”大约有500万人,未来还要变化,这就是我们当前看到的情况。

农民不再是身份,而是职业

土地确权了、流转了,“城归”回来了,给农村带来了变化。所以现在中国发生了一个新情况,即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以后,农民就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过去城乡二元体制把人管住了,农民是一个人的身份,但现在不是了。大家走向城乡户口一元化,城乡户口一元化在中国正在无声无息地进行,而且进行得非常快。我举个例子,去年我参加一次教育发展规划学术研讨会,发言人中有一位是苏州市教育局局长,他上台后先说收到一个好消息现在告诉大家。他介绍说,上级已经批准苏州市农民工的留城政策采用积分制。什么叫积分制?农民在城里,哪怕已经有二三十年,甚至在职务上都已经成为小组长、技术骨干,但他的户口仍然是农村户口。想把他留在城里,但没有户口指标,这些技工就开始动摇了。比如浙江就派人到上海去挖人,通过解决户口吸引人到浙江,上海的技工们就开始动摇了。上海着急了,想要留住这些人,因为不知道他们一走上海的制造业会变成什么样子。怎么办?留就要给人家户口,于是采取了积分制。年龄、到上海后的工龄、技术水平、得过什么奖、受过什么表扬,把这些分数加起来,分数够了就解决全家人留在上海的问题,分数还不够,就跟他做工作,说你再等两年。这样人心也稳住了。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我们看到农民还有一个办法进城,就是分区推进。分区推进就是在新农村的基础上,加强公共服务业,再让社会保障逐步在城乡取得一致,这样一个区一个区地推进。这都是中国现在的变化。这个变化实际上表明了一点,农民是职业,而不再是身份。同时更鼓励人们学习,现在500万“城归”从农村回到城市,他们中有的在创业,另外不少人在农村中也在学习。我们到农村看到,现在农村中最时髦的就是进学习班,他们明确讲,这个学习班是为培养农场主的第二代开办地,现在他们的年纪也渐渐大了,将来要接父辈的班,如果没有农业基础,怎么接班?所以他们都在学习。另外,进城的农民,也有在进行创新、创业的。

外国人在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旧的人口红利没有了,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人们有机会要去农村看一看,这个变化是一种无形的变化,这个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很大。

将来还会有农民工吗?农民工是一个历史的名词,以后不会有了。因为农民工之所以是农民工,是两种户口制度之下才有的,两种户口制度表明一个人的职业是工人,但身份是农民。现在已经没有了,城乡户口一体化了。所以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可以讲,们现在很难预料今后若干年中国经济怎么样,但是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消费观念在变,投资的模式会变,就业的形势会变,怎么变?不是都要进工厂、进写字楼。也许会有一批人像现在这样,自己有个电脑,在家里上班,跟你签订合同,需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照样完成。所以这些因素都在变化。甚至再过几十年后,还有企业家吗?也不一定都叫企业家了,更重要的是某一个领域的领路人。在这个领路人的带领下,大家都往这个方向前进,但是不久又出现了新领域,新的领路人就会出来。

创新是重要的,人力资本的革命实际上为中国下一步的创新在做准备。人们对创新的概念也应该有新的认识。创新这个词是怎么来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100年前提出来的,他提出生产要素的重组就是创新,在他那个时代是对的。但现在的创新和熊彼特提出的创新概念不是一回事,而是信息的重新组合。依熊彼特的观点,要作为创新活动的组织者,必须要跟银行搞好关系,这样才能融到资,能融到资才能有创新活动。但现在重在创意,那些年轻人在酒吧里聊的都是创意,有创意被投资者看中,钱自然就到了。在熊彼特的时代,企业家是把发明家的成果拿来用在经济活动中,放在现在也对,但是现在不只单纯的企业家,很多企业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他是既得利益者,认为不要创新保持现在的状况挺好,创新后会遇到新情况,不能掌握怎么办。但是有更多的人在起来。

从前人们总说,失败是成功之母。现在能够这么说吗?现在人们会说,关键在改变思路,思路不改变,失败就永远是失败,改变思路就成功了。有了小成功,就会有大成功,成功是成功之母。因此好多观念都在发生变化。

我们能够赶上这个时代,大量年轻人赶上这个时代,这表明一场悄悄的人力资本革命正在中国形成。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力资本革命最后所带来的成果,也许时间越久我们看得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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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4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2016年第4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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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崔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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