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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新课题:社会服务领域的供给侧改革

《慈善法》正式实施以后,基金会不再从法律层面区分为公募和非公募,走过12年历程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将走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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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法》正式实施以后,基金会不再从法律层面区分为公募和非公募,走过12年历程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将走进历史。CFP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曹煦 | 上海、北京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47期)

对多位非公募基金会和社会组织人士而言,11月22日至23日在沪举行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略带感伤。

感伤是因为不舍。随着新修订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基金会成立满两年后将可以依法申请公开募捐资格”,以及今年颁布的《慈善法》不再将基金会从法律层面区分为公募和非公募,走过12年历程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将走进历史。作为中国公益组织的年度盛会,从2008年创办至今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也将就此画上句号。

然而感伤中有期待,“非公募基金会”的名字虽将不再,但现实中众多基金会仍会以“非公募”的形态存在。遍布中国的3000余家非公募基金会,它们会有怎样的现实选择?作为社会组织的中坚力量,它们如何引领并改写慈善事业发展?

放开公募权之后往哪儿走?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财富积累初具规模。与此同时,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丛生,公益慈善组织成为继政府、企业之后的第三种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基金会作为公益慈善领域的领跑者,为广大公益热心人士回馈社会提供了巨大空间。

2004年6月,《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非公募基金会登上舞台。2016年9月,《慈善法》实施,公募权放开,“非公募基金会”将不再作为“基金会类型”之一。

从民间资本进入基金会领域,到放开公募权,在这两个重要节点之间的12年间,非公募基金会从一个年轻的社会组织形态,在实际参与社会建设中迅速发展壮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表示,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中的地位与作用日趋明显,而全球治理领域的一个趋势就是各种社会组织和专业组织的兴起。

据民政部《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披露:2014年,全国共有公募基金会1470个,非公募基金会2610个;2015年公募基金会为1548个,非公募基金会增至3198个。非公募基金会在数量和增长速度上都已经占绝对优势。

在公益支出上,非公募基金会同样“出手不菲”。2016年中国慈善榜发布的基金会榜单显示,非公募基金会捐赠支出排在第一的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年度支出2.16亿元,榜单前7位的非公募基金会都超过1亿元。

在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刘振国看来,多年来非公募基金会与其他慈善组织一道,动员了大量社会资源,开展了众多公益慈善项目,为推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生而不能公开募款”的广大非公募基金会而言,公募权的共享、联合劝募事实上已成为潮流。特别是互联网筹款让募捐的地域界限、公募与非公募的界限更加模糊。近年来很多以前从未有过的筹款形式、名词、概念迅速落地,影响较大的如“冰桶挑战”、“善行者”运动筹款和“互联网+慈善”等均红极一时,“粉丝运营的意识”也成为很多基金会的共识。

在此背景下,“公益行业发展也到了放开公募权的时期。”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无论是公募还是非公募,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和新技术的发展,公益发展正在呈现出新的趋势。“公益事业出现了大量的创新,比如社会企业、公益创投等一系列新的实践;新公益强调规模化,通过复制、推广、开源、推动政策改变等方法让项目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规模倍增;新公益拥抱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思维,在资源动员上取得了惊人的成效。”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说。

公与非不重要, 供给侧改革才重要

对于绝对数量已远远超过公募基金会的非公募基金会,它们对获得公募权是否积极?多位受访人士对此持谨慎态度。

广东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刘小钢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千禾基金会现在还没有从非公募到公募的迫切需求。“我们是非公募基金会,但是从第一天起就要求自己完全透明公开,财务要向公众交代,所以是否公募对我们的理念、工作方法并没有什么影响。”

在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看来,是否转为公募,每一个基金会要根据各自的生存结构做出战略选择。“你要做的项目,能跟社会公众说清楚吗?如果不能,你就不要做公募;如果你的产品项目和服务能够给老百姓说清楚,同时有一套完整的工作逻辑和数据采集能力,你能做好透明地披露工作的时候,可以选择。”

徐永光则预言:相当多数量的非公募基金会不会申请公募权。“反而是那些草根NGO转为慈善组织的这些机构,需要公募权,我认为5年内获得公募权的社会服务机构会超过公募基金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与“公募”和“非公募”的身份选择相比,创新也许是当下基金会们更为现实和紧迫的选择。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匡鹏说,“在《慈善法》实施的背景下,基金会的突破创新也面临着重大的发展契机。”

三大互联网巨头BAT中投身公益稍显迟缓的百度公司,在11月23日举办了百度全新公益平台的内测邀请会,同时宣布与基金会中心网结成战略合作。掌握巨大流量入口、占有技术优势的百度选择在公益领域开放服务行业机构,得到了业内认可。目前已知包括壹基金在内的多个知名基金会将入驻百度平台。

百度的探索只是缩影,社会服务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启幕。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上,由阿拉善SEE、爱德、恩派、腾讯公益、新华公益、南都等多个国内知名基金会联合共建的首个“中国好公益平台”正式宣布启动,这是中国第一个将优质公益产品与社会需求进行有效对接的平台。

中国好公益平台召集人徐永光介绍了该平台旨在解决的“痛点”: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大背景下,公益机构的影响力小,难以回应社会问题。因此,公益行业亟须把优质公益项目的研发方和地方枢纽机构、各地的一线公益组织有效连接起来,帮助优质公益产品进行规模化发展,满足社会需求。

上述尝试显然是市场争夺公益资源配置主动权的信号,那么政府在现阶段的这场公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还有哪些任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认为,最主要的是增加制度供给,为包括非公募基金会在内的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更有利条件。“这些制度供给的着力点应该包括优化社会组织质量结构、落实税费优化政策、实施社会组织国民待遇以及善待社会组织成长中的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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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47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2016年第47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网络编辑:何颖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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