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45期）

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王小鲁

要保持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实现结构再平衡，其中有三个关键环节：第一，从加杠杆转向去杠杆；第二，从过高投资到合理投资，改善收入分配，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促进居民消费；第三，推进政府改革，减少对市场的干预，缩小政府规模，降低行政成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要讲中国经济未来增长趋势必须对过去一个时期经济增长下行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在这方面学术界也提出了一些解释。比如，经济周期的因素，或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或人口老龄化的因素，或人均到了七八千美元时，经济增长必然放缓。在我看来，这些因素的影响相对有限，我想强调的是，影响我们过去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结构失衡。

结构失衡的内外因

结构失衡，从外因来讲，出口减速对经济增长确实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和国内的产业结构转型不顺利有关。从内因来讲，有几点原因：一是过去十几年来投资超高速增长，同时，产能过剩日趋严重；二是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在急剧下滑；三是消费不足不能够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四是货币超发、信贷过度膨胀，高杠杆率导致股市房市存在泡沫，反过来又挤压实体经济；此外，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对资源配置的干预有上升的趋势，这在过去若干年中对效率有直接的负面影响。

产能过剩的问题，不是现在产生的。产能利用率下降，这个趋势已经持续了20年，而且越来越严重。全要素生产率已经由正转负。过去在改革期间，每年平均有两个多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但在过去几年中，全要素生产率急剧下降。实际上，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来算，已经由正转负。再有就是资本生产率、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在最近几年已经下降到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症结是什么？我认为，主要的症结是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

投资过度的原因在哪里？首先，各级政府大量借债投资，过度地鼓励房地产投资，无效投资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其次，货币政策持续刺激投资，财政政策长期以来偏重于投资、产业政策不断地鼓励某些特定行业的投资，地方发展政策都在用各种优惠来鼓励和刺激投资。然而，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政府支出相对不足，在这些方面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在城市工作的新城市居民的户口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是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再加上收入分配严重不均也直接影响了居民消费。最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的作用没有贯彻执行，受到了干扰。从企业角度来讲，提高效率和促进科技创新动力不足。

过去十几年来，消费率从65%下降到了49%，储蓄率从30%多上升到50%以上，投资率从30%多上升到47%，近几年虽稍有回落，但是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自2000年以后，投资率和消费率的相对变化出现了一个急剧的转折，这说明结构失衡确实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政府投资支出相对于民生的消费支出来讲，是有限的。公共教育支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近几年都有所上升，但是和国际平均水平相比，仍都是偏低的。而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货币政策长期以来导致M2的增长率大幅度高于GDP的增长率，特别在2009—2010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急剧的背离。而最近几年，虽然从增长率绝对数来讲是下降了，但是和GDP增长相比，仍然是过高的，这导致大量的货币供应造成流动性过剩，造成楼市和股市的泡沫，同时造成了过高的杠杆率。

有机构计算，去年我们的杠杆率已经达到260%，今年有可能达到280%，杠杆率不但没有降低，反而还在继续迅速地提高。因此，未来的中长期增长形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原因就是在于未来的经济增长走势实际上要严重依赖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进程。

未来经济增长的三种情形

我们通过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增长模型，对过去50多年的经济增长状况做了一些研究，同时把一些影响增长率的制度变量和结构变量，代到模型里来，发现有若干因素对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我们根据模型分析的结果，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做了不同情景的预测，大体分为三种情景。

第一个是常规情景：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动趋势基本保持过去若干年的走势，但是有一个变化，就是要控制杠杆率的上升。如果做不到去杠杆，至少也要显著地降低杠杆率上升的速度，避免造成金融危机的爆发。第二个是危机情景：我们假定过去的基本变动趋势都保持不变，包括杠杆率持续上升的趋势仍然保持不变，这种情况下得到的结果是非常负面的，我们可以预期未来几年之内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危机可能会对以后的长期经济增长造成严重的影响。第三个是改革和结构再平衡情景：我们假定体制改革能够有效推进，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一系列重要的改革能够有效推进，同时不断地实现结构的再平衡。

其中最主要的三条：第一是去杠杆，要从迅速地加杠杆转向去杠杆，切切实实地去杠杆。第二，通过改革促进投资和消费之间再平衡。过高的投资率要降下来，我们现在接近50%的资本形成率要降回到30%多的资本形成率，以过去的经验证明是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而现在过低的消费率要回升至少10个百分点以上，回到百分之六十几。我说的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改变，不是靠政府命令能够完成的，而是要通过改革推动结构的变化，特别是改善收入分配，改善政府的支出结构，改善政府的行为，改善企业经营的市场环境。第三，通过改革降低政府成本，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几个场景的分析，我们得到了三种不同的结果，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有三种差异非常大的路径。首先是常规情景，我们测算常规情景，维持过去的变动趋势，但是降低杠杆率上升速度，这种情况下未来的年均增长率只能维持在5.4%左右，到2030年人均GDP为1.58万美元，按照那时的标准可能仍然低于高收入国家的下限，也就是我们很可能还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第二个危机情景，按照这个情景进行计算，2016—2030年年均增长率只能达到3.0%，也就是平均3%的增长率，未来几年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之后虽然会有回升，但是长期经济增长会受到影响，到2030年人均GDP可以达到1.1万美元，按照现在的标准，这个仍然只能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现在的标准已经高于1.1万美元，我们到2030年仍然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也意味着未来15年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三个是改革和结构再平衡情景。在这个情景我们假定一些主要的结构再平衡能够实现，在这个期间我们可以保持年均6.9%增长率。当然能不能达到，这取决于改革和结构再平衡的进程，到时人均GDP约1.97万美元，接近2万美元的水平，中国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经济总量将要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可以说，第三种情景是乐观的。

如果要保持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通过改革和结构调整实现再平衡。我再强调一下三个重要关键环节：第一，去杠杆；第二，从过高投资到合理投资，改善收入分配，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促进居民消费；第三，推进政府改革，减少对市场的干预，缩小政府规模，降低行政成本。

（本文根据王小鲁在首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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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45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