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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对话(二)理论创新——精准扶贫的制度创新与成果转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之后,中国的扶贫成效在全世界有目共睹,在联合国千年目标中,中国是第一个实现该目标的大国。在取得成就的过程中,中国很多的做法和实践,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等方面都很有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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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视觉中心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银昕 |论坛现场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40期)

就全世界来看,有关扶贫的理论研究相比于扶贫工作实践已处于滞后状态。在“首届中国扶贫论坛”上,负责和参与扶贫工作的各级领导、专家和企业家们分享了很多已经实施的政策和创新的实践,与此相比较,扶贫理论的研究进展和学术成果相对不足。很多参会嘉宾提出,现在正是将中国及全世界的扶贫政策和扶贫实践进行深入分析和科学研究的难得的历史机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之后,中国的扶贫成效在全世界有目共睹,在联合国千年目标中,中国是第一个实现该目标的大国。在取得成就的过程中,中国很多的做法和实践,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等方面都很有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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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编委 张璐晶 

《中国经济周刊》视觉中心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张璐晶:各位领导、嘉宾、媒体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首届中国扶贫论坛”第二场高端对话,我是《中国经济周刊》编委、采访二部主任张璐晶,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在上午的对话环节,主要是请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从政策支持的角度来谈让扶贫更加精准,在下午的讨论环节,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来自学界的权威代表,请他们谈谈理论创新——精准扶贫的制度创新与成果转化。

p45(2) 雷明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  雷明

《中国经济周刊》视觉中心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雷明:精准扶贫的精准不仅是准,更在于精

精准扶贫是1987年扶贫攻坚以后,我们国家从中央政府提出的又一轮的新的创新型的伟大的扶贫实践。"八七攻坚计划”是一个大规模的扶贫运动,用一个大水漫灌式的扶贫方式,大家在大面积贫困的情况下,它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到了新的时期,采取精准扶贫这么一个靶向策略,针对当前实际的情况来讲,这又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战略举措。

究竟怎么把它做得更好,能够真正在2020年取得全面小康、共建和谐、全面脱贫、共建小康的伟大目标?我们首先要对精准扶贫有精准的理解。我的理解是精准不仅是准,更在于精。准很容易做到,建档立卡,摸清家底,在精准识别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现在我们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怎么做得更精。我个人感觉主要有六方面。

一是对接要精。不仅要对得准,对得上,而且对得要有成效,不仅是项目和政策的对接,也不仅是人员的对接,更主要的是方式方法、思想观念的对接,要围绕贫困人口确切的或者真实的需求来对接。二是动员要精。要演化成社会各个主体自觉、自愿的行动,要演化成企业自发自愿的一种行动,不是把扶贫攻坚事业当做一个项目,而是当做一个事业来做,这样扶贫攻坚就会有一个持久的效果。三是模式要精。今天,我听到各地方的同志介绍了本地很多有经验的做法,但是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易地搬迁,现在中央支持力度非常大,这个事情怎么做好?取决于我们所选的具体的易地搬迁模式。干一件事,大小都有章法,这个章法不是固定不变的,个体的原因是千差万别的。只是精还不够,要精益求精。四是机制要精。现在一谈改革,都在说体制和机制的原因,究竟怎么去在体制和机制上围绕扶贫攻坚?我认为要形成一个激励机制的,参与这项事业的各个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贫困对象,它能够在一个机制下心情舒畅、非常高兴地来参与和完成这个事业。五是服务要精。在以政府“看得见的手”来主导扶贫攻坚工作的时候,政府主要是提供服务,这个服务不仅要准,而且要精。公共服务,在不同贫困地区、群体、对象上要实施个性化的服务。六是保障体系要精。只有一个充分的、健全的、公正的保障体系,才能保证扶贫工作、扶贫事业顺利进行。

p45(3)张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中心主任 张琦

《中国经济周刊》视觉中心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张琦:应以绿色发展带动扶贫

非常高兴来定西,定西是扶贫开发最早的地方,最近几年,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我向大家分享一下。

前三年我们做了14个片区的规划实施的评估。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在其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要“绿色减贫”,绿色减贫怎么解释?我们提出是绿色发展。绿色减贫、绿色发展更是可持续性最强的扶贫脱贫的新方式,绿色减贫打破了以前传统的扶贫方式,它的动力机制、就业的方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路径也发生了变化,这时候以绿色发展带动扶贫,成为一种新的方式。也是我们国家在扶贫工作做到一定程度后,新常态下必须实施的策略。

绿色减贫如何来衡量?它有一个理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减贫和扶贫脱贫达到目标是什么呢?是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的结合,统一一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建立了一个绿色减贫指数。如何来促进绿色减贫?我们提出了几点。第一,对定西扬长不避短。甘肃缺水,我们把贫困分成两种,一种是缺乏绿色的贫困,另外一种是绿色很多,但污染破坏得很严重造成的贫困,定西处于绿色方面的欠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加大绿色的支持,要扬长不避短。第二,差异化策略,不能别人做什么我们做什么,更多的是要发挥我们自己的特长,特别是自己产业的特长。第三,抑贫式发展。很多地方存在偏向和偏差,扶贫脱贫的贫困人口没有达到效果,这就需要抑贫式发展。第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要发展,也要绿色,若想将绿色最后实施到长期化的状态,必须要产业化,只有产业化才能可持续。

p45(4) 袁钢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袁钢明

《中国经济周刊》视觉中心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袁钢明:相比于效率问题,反贫困更应是经济学的主题

我长期研究欠发达地区,来过定西很多次了。我的第一点意见是扶贫到底在经济学或者在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占有什么地位?我是研究宏观经济的,经济学有三大问题,一个是增长,一个是通胀,还有一个是失业。就是你要解决反通胀和反失业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没有解决反贫困的问题,因为在经济学中,常常以为效率是主题,而没有把增长或者反贫困作为一个主题,这是非常错误的。所以反贫困才是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重点。

为什么反贫困没有在经济学中占有主体的位置呢?因为反贫困没有一种利益的获取,其实很多公共产业是有利益的。反贫困的问题是人的公平发展、社会公平发展的底线,任何人都有生存的权利,但是我们的贫困不是说吃饱吃不饱的问题,甚至是生死的问题。

我的第二点意见是,贫困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今天我特别想听听在座的贫困地区的人说说到底贫困是什么造成的。很多人认为贫困地区的人太消极,太懒,经济发展人的因素第一,这种说法我是反对的。贫困地区的人艰苦奋斗的精神、乐观的精神、坚韧的精神是超过其他地区的,他们所面对的困难要比良好和发达地区的人们要多得多,现在贫困地区干什么事情都是投入多、产出少,这是自然环境造成。所以对贫困地区,我一直认为,中国的贫困地区由客观条件造成的影响更大,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改变客观环境。从政策上来说,我们的扶贫政策是真正用力、用心的一个要点所在。但仍有政策还没有到位,我们贫困地区的公共政策要做的地方还有很多。

最后一点意见是,在政策上还要注意我们的扶贫效率开发、产业开发、市场性开发、也要采用市场性的投资基金,比如说扶贫基金等手段,让它们到贫困地区来大显身手。

p45(5) 李国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任 李国祥

《中国经济周刊》视觉中心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李国祥:农产品过剩是产业扶贫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扶贫的每一个阶段,产业扶贫基本上都是重要的举措。直到今天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仍然把产业扶贫作为一个重要的举措。产业扶贫应该是治贫的根本性的措施,要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贫困的家里有一个产业,他们脱贫就有了基础。

根据我所走过的贫困地区,特别是我今年特别关注的各个地方的扶贫开发,大家普遍把产业扶贫、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现在整个农产品出现了过剩的状况,这个过剩不仅仅是国内的生产,还包括进口,低价进口,基本上现在整个中国没有短缺的,贫困地区为什么还要去发展这些生产能力?如果我们的贫困地区生产能力要提高,应该提高到什么程度,是扶贫攻坚在产业扶贫当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这两年我们看到,贫困地区的水果业都纷纷发展起来,很多贫困地区都来发展自己的产业。贫困地区如果走产业脱贫,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现在强调的精准扶贫。我非常赞赏定西,把资金项目围绕贫困户在转,当我们围绕贫困户在转,把这个产业扶持起来之后,如果这个市场出现了不确定性,或者市场剧烈波动,怎么办?我们知道,贫困户跟其他农户不一样,他的抗风险能力非常差。针对产业扶贫,怎么样通过政策,不仅保自然风险,而且保市场风险,在这个方面,国家要尽早出台政策,作为地方要有配套措施,否则农民发展产业的时候,极有可能在市场上遭遇不测的时候返贫。

p48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李国祥主任提供了一些有关产业扶贫的专家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李国祥主任提供了一些有关产业扶贫的专家建议

《中国经济周刊》视觉中心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除依赖政策来保障农户的抗风险能力之外,最重要的是体系化。过去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比较注重生产能力的建设,现在从定西看到,要注重产业体系建设,产业扶贫一定要把过去仅仅局限农业生产,给他买苗、买幼畜的这种方式,转换为把整个产业搭建起来,我看到定西在马铃薯变性产业中,延长产业链,开拓整体需求空间,个人觉得这在未来整个的脱贫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构建一个新的经营体系,一个是市场引导,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再加上基地,整个经营体系的构建,特别是在构建这个体系的时候,要注意新型的龙头企业、外来资本,或者规模性农户跟小农户之间的关系,我非常赞赏定西的做法,整个扶贫资金的动员组织是围绕着农户的。

p45(6) 李芸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芸

《中国经济周刊》视觉中心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李芸: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加可怕,更应重视

长期以来,我们主要从物质层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读贫困,定义贫困,而贫困的精神心理的特性和社会文化属性方面往往被忽视,其实精神贫困可能是一个更加隐蔽、更加可怕的社会现象。比如今年我们在调研的时候遇到一位精神上的贫困户,通过县委的对口帮扶,帮他找到清洁工的工作,他做了一个星期就放弃了,他说我受不了这个苦,丢不起这个人。今年夏天调研的时候,不少村民以能拿得上低保为荣,这个情况可能不是特别普遍,但是在部分群众身上还是有体现。这部分贫困人口,一是没有很强的自我发展的愿望,主要依赖外部的扶持,自己不去主动地脱贫;二是他有脱贫的愿望,但是他没有能力,缺乏自主的精神。

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物质贫困,目前扶贫的难点,并不在于物质贫困,相对于物质扶贫,精神扶贫上做得还相对较弱,如果说贫困人口自身不努力,不主动,不作为,可持续脱贫就变成了一句口号。针对精神脱贫很多地区这些年来有一些探索,推出了一系列的举措,主要是通过深入宣传发动群众,坚定群众脱贫的信心,点燃群众致富的理想,借助帮扶单位干部职工的智慧,变输血为造血,让勤劳致富变成主流。可以说,扶贫攻坚不仅要改变贫困人群的生产生活环境,更要改变他们的心理环境,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外力必须借助内力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精神扶贫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

第一,从儿童教育抓起。从青少年开始让他们树立起自强的精神。要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文化建设,加强对贫困群众的文化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转变落后的思想观念。特别是要转变落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引导建立与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相适应的新观念。第二,为贫困户量身定做针对性强的组合式的服务措施,促进贫困群众的思想的真正转变,实现物质增长和精神进步良性循环。第三,推动贫困地区人口流动,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比如现在有意帮扶的一些企业、一些人、机构到贫困地区来,他们带来一些先进的思想和技术,通过与当地的贫困地区群众进行交流,也能带动他们生产生活方式,包括他们思想的一些转变,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触动。

另一方面,贫困地区的群众通过外出务工的机会,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可以说从一种生活方式进入到另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学习到一些新的思想,新的技术,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些都能引起他的精神面貌上的改变。

最后我祝愿各地在精神脱贫上多出成果,多出经验,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互为支撑,共同推进扶贫攻坚的进程。

p45(7) 张萍勐腊小云助贫中心执行干事长

勐腊小云助贫中心执行干事长 张萍

《中国经济周刊》视觉中心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张萍:河边村贫困综合治理试点的情况和心得

我非常荣幸能够加入到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发起的村级贫困治理教育项目的试点,并且负责项目的执行。我想讲的是我们以河边村为贫困综合治理试点的一些情况和心得。

为什么选择河边村作为我们的一个贫困综合治理的试点,主要是三点考虑。第一,这个地方很贫困。第二,贫困和他们的居住环境有关。第三、这个地方比较具有代表性。河边村是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可言的,而且远离交通要道,路况非常差,每到下雨会发生土质塌方,滑坡,非常的危险,下雨的时候,村民很难走出去,外边的人很难走进来。 我们组建了一个贫困监测小组,进行了初步的贫困诊断,他们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教育和医疗支出非常大,因病所导致的家庭劳动力短缺和医疗支出的直接负担,对农户的家庭负担造成了双向的缩减。

基于刚才所说的贫困诊断,我们借助网络招募了具有对口专业的志愿者,做了5个系统的贫困综合治理规划,得到了友成扶贫基金会很大的支持,而且志愿者是无偿地来提供技术服务。政府挂钩的勐腊第一单位和公益组织形成了合力,来推进这个村的贫困综合治理项目,现在已经启动的项目有:基础设施、住房改造、产业扶贫、公益性社区能力建设等。

p45(8) 张静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主任

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主任 张静友

《中国经济周刊》视觉中心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张静:扶贫创新,互联网是一个好“抓手”

刚才几位专家都是在理论层面上说了很多扶贫的理论基础,作为友成基金会来说,我们更重要的是在基层做一些扶贫方面的工作,友成基金会一直在谈社会创新,从2007年一直谈到了2016年,在扶贫的事业中怎么来创新呢?我们找了一个“抓手”,这个“抓手”是互联网,在扶贫中友成基金会怎么抓住互联网这个抓手做扶贫呢?我们做了两件事。

第一,教育扶贫。我们想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城市的教育质量和农村的教育质量不公平的事情。现在整个农村教育的政策非常好,作为一家公益组织我们解决的是农村的教育质量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个双师教学,就是两个老师,一个老师在城里,一个老师在农村,我们用什么方法把他们两个连接起来呢?就是互联网。我们跟人大附中合作,我们把人大附中初一到初三的课录制下来,我们让农村的老师在网上学习这个课程,把这个视频带到课堂中,他的学生就学到了人大附中的课程。同时人大附中的老师会提问,他的学生会回答。我们鼓励学生定期地到网上看,去复习这样的课程,这个是双师教学,用互联网的方式。

第二,电商扶贫。我昨天刚刚从陇南回来,国务院扶贫办组织的全国电商精准扶贫的现场会在陇南召开,电商扶贫作为整个精准扶贫工程之一,最近两年非常火热,国家在农村电商扶贫这件事上给的政策和资金越来越倾斜。今天早上听到了很多的领导和同事的说法。我们做电商扶贫,非常高兴,电商扶贫是链条非常长的扶贫工程,我觉得工程这两个字对电商扶贫来说非常合适,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 ,包括从电信部门要做很多网络的铺设工作,还有仓储物流、特色农产品的产业发展,包括产品的包装,还有产品的质量追溯,各大平台的参与,链条非常长。

p52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主任张静介绍“教育扶贫”和“电商扶贫”情况。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主任张静介绍“教育扶贫”和“电商扶贫”情况。

《中国经济周刊》视觉中心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我们有一个模式,大家都知道有些贫困户连电脑开关都不会,我们怎么办?我们培训了一些致富带头人,就是一店带一贫,贫困户可能只能养养鸡,收一些鸡蛋,做一些农产品的初级加工,你就去做这个,我们培训出来的人帮他卖。在此我想提一个倡议,扶贫是全社会的事,不单是政府的事。如果你去刻意地购买贫困地区的农产品,就是一种帮扶。另外,我们呼吁更多金融方面的企业,包括医疗方面,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公司,能够关注到农村的市场,因为他们真的很需要这方面的服务。友成基金会的理念是“因友而成,因你而变”,我们做的事情特别小,如果每个人都做这样一个小小的事情,可能这个社会就有大大进步,距离 2020年夺取脱贫攻坚战役的胜利会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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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40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2016年第40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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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崔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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