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渐鸿

“望山采菊，临水观鱼。犬吠深巷，鸡鸣树巅。陶然田居，悠然忘返……” 在黄山西溪南望山荷田里酒店，一位朋友在微信上如此表达他村居生活的惬意自然。

羡慕之余，突然发现，越来越多身边的朋友辞掉了城市的工作，到偏远的郊区甚至是老家居住，或是养鸡、种菜，享受生活的闲适和悠闲；或是到乡村创办农园、企业，在“大众创业”的浪潮中，在农村寻找自己新的方向，给乡村带去城市文明。

乡愁在发酵，田园在召唤，家乡在崛起……各种各样的动因，让越来越多的人从城市走向乡村，一场“新上山下乡”运动正悄然到来。

在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看来，“新上山下乡”既不是把大学生派到乡下去当村官，也不是前段时间政府倡导的新农村建设。它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必然要到来。而且它的到来并不是外力推动的结果，而是内源需求，是自发的，从草根开始的。“60年代初出生的城里人将在怀旧与土地情节的召唤下，回到阔别近40年的乡下，寻找身体与灵魂的归宿。同时，引发具有中国特色的逆城市化浪潮。” 俞孔坚说。

笔者了解到，20世纪三十年代，特别是二战之后，在北美和欧洲就出现过“逆城市化”的过程，大量人离开城市中心，居住到乡下去。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弊端：依靠汽车，使得城市向郊区蔓延，造成普遍的郊区化，导致了环境的破坏，导致了生活方式的裂变，形成了冷漠的生活环境，邻里关系很不健康。

与之相比，中国的“新上山下乡”有其独特性。首先，“新上山下乡”是在一个科技发展的时代发生的，高铁的出现，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中国的郊区化运动不是蔓延式的，而是跳跃式的。高铁系统和互联网，嫁接上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和一个个具有历史和文化积淀的村落，构成了“慢性”乡村的基础设施整体格局，这种格局体现了一种“快”和“慢”的结合。

同时，“新上山下乡”时代不同于旧的“上山下乡”时代——当时城市是消费者，农村是生产者，基本上是农村养活城市。例如在1950年代，农业生产贡献的GDP占了将近50%。在“新上山下乡”时代，农村变成一个消费的场所，不再是一个生产的场所，它是为城里人提供一个综合生态系统服务，也就是说，它提供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文化、精神、休闲等等。消费的人群就是那些“从前从农村走出来，在城市积累了资本、能力和人脉关系，然后再回到农村去改造农村、消费农村”的人，他们将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乡村的复兴、文化的复兴和经济的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会议上曾强调：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当前城市出现了众多包括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健康隐患等众多问题，城市病严重。在这种背景下，保留与提升广大农村，倡导发展生态而时尚的乡村生活方式，在城乡各地构建生态文明村落，引导与激励大批知识青年、小资白领与富裕阶层再次上山下乡，不仅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国际流行时尚与未来发展趋势，还能顺利解决大型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难题。

基于此，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望山”的生活，我们需要大力倡导“新上山下乡”运动，我们需要在在乡村的土地制度上，在城市规划建设或乡村规划建设的方法和指导思想上，在社会治理结构上，做出巨大的改进和突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得更多的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